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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解讀
        發布時間:2015-06-09
        摘要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 九) ( 草案) 》 ( 以下簡稱 《刑法修正案 ( 九) 》) 正式提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一次會議審議。由于 《刑法修正案 ( 九) 》與2011 年的 《刑法修正案 ( 八) 》 相類似,即均對刑法的總則和分則部分做出了較大修改,一旦生效必將會在大范圍和深層次上影響我國刑法學的教育和刑法的實際適用 ( 原有的刑法教科書也將為此而做出重大調整) ,因此,該修正案的提出自然引起了整個社會的廣泛關注。不少刑法學者們紛紛從不同角度對修正案的內容進行了解讀和評析,所得出的結論也是褒貶不一。而在筆者看來,通過此份修正案,至少可以管中窺豹地看出我國刑法近幾年的一些發展趨勢,這些發展趨勢也將直接影響今后幾十年我國刑法學教育的發展,也將對高校法學專業的教學起著引領性的指導意義。
          一、刑法的修改日漸頻繁,修改的內容日漸增多
          客觀地說,受制于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國現行的、1997 年頒布實施的 《刑法》( 以下簡稱 “九七刑法”) 從生效之時起就受到各種先天不足的困擾,存在不少與現實脫節和不相適應的情況,尤其是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等大環境發生了劇烈變化,各種新問題、新狀況層出不窮,導致我國刑法在實際適用過程中正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曾有人形象地將這一情況評價為 “他國的刑事法治建設是在石頭地基上蓋鋼筋混凝土的高樓大廈,而我國的刑事法治建設卻只能是在沙土地上蓋茅草屋,稍微有個風吹草動就可能 ‘房倒屋塌’”.所以受此大前提的限制,不得不說我國刑法的修改、甚至是大幅度的修正,是難以避免的,而且事實上我國的立法機關和刑法學界也是這樣做的---立法機關每年都要承擔繁重的刑法立法和調研工作,刑法學者則忙于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和提出各種的立法建議,社會上也時不時地掀起一陣陣議論刑法、修改刑法的熱潮。于是乎,各種各樣的單行刑法、附屬刑法、刑法修正案等紛至沓來,刑法的修改正變得比以前任何時期都要頻繁和深入,而 《刑法修正案 ( 九) 》的制訂則進一步佐證了上述這一事實。但在人們為修改刑法而熱血澎湃之時,又有沒有人反過來思考一下: 如此頻繁地、大規模地修改現行刑法,又會產生哪些問題呢?
          據筆者統計,自 1997 年 10 月 1 日現行刑法生效至 2014 年 10 月 27 日,在十七年的時間里面,我國立法機關先后制定了三個單行刑法和九個刑法修正案,其中前后修改的間隔最長的為三年五個月 ( 《刑法修正案 ( 八) 》和 《刑法修正案 ( 九) 》) ,最短的竟然只有兩個月左右 ( 《刑法第一修正案》和 《關于取締邪教組織、防范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 .總體來看,平均一年五個月就要修改一次刑法,粗劣計算所涉及修改或增補的條款累計達到 179 條之多,而九七刑法頒布之初也才不過只有 452 條。直觀來看,也就是已經有差不多 40% 的刑法條文被修改。再加上這期間立法機關所頒布的九個刑法立法解釋和最高司法機關配套出臺的 300 余個刑法司法解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目前這種大修改的環境之下,現行刑法正面臨著越改越復雜、越改越破碎的危險。現實中,即使經驗最為豐富的刑事法官也不敢完全肯定自己的判決中不存在法律適用錯誤,即使理論最為高深的刑法學教授也不敢完全確定自己所講授的知識是否正確,至于普通人則更是只能 “霧里看花,水中望月”了。
          筆者認為,如此多的修改和補充,無論其每一次的理由有多么正當,方式有多么穩妥,其都不可避免地會對原有刑法的體系和內容造成不同程度的沖擊,而當這種沖擊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將極有可能會發生 “量變引發質變”的現象,從而影響到刑法整體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并對刑法的適用產生消極影響。
          因此,為了更好地應對當前這種不得不對刑法進行長期修改,而修改太多卻又會產生一定負面影響的狀況,筆者認為有必要處理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1. 應充分認識到刑法的局限性,堅持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人類的法治歷史早已經證明了“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道理,而對于以最嚴厲的處罰手段---刑罰為適用效果的刑法而言,人們就必須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其所具有局限性和可能產生的、不容忽視的副作用。像我國歷史上的秦朝,就是將法律 ( 特別是刑事法律) 推向極致,推崇法律的 “繁于秋荼,密于凝脂”,追求刑法效果的最大化,以致天下百姓不堪重負,進而“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因此,我們在修改現行刑法的過程中,就必須本著極為謹慎、細致的態度 ( 必要時,甚至是保守的態度) ,對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予以毫無保留地堅持。在處理相關問題時,首先要對問題的嚴重性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看看能否僅用道德等其他規范加以解決; 如果必須使用法律的手段,也應先看看能否用民事、行政等一般性法律就可以加以解決; 如果問題嚴重到必須科以刑律,也應當先看看能否在現有刑法規定的范圍之內加以解決,不必急于進行修改; 如果確實需要修改,也應當本著最小修改的原則進行修正,同時應對修改的負面影響有充分的認識,一旦負面影響較大或現有環境下修改的條件尚不具備,就應做好停止修改的準備。
          2. 注意刑法修改的全面性和科學性,維護刑法的體系性和穩定性,保證刑法的權威性。刑法的權威一方面來自于刑法的公正和合理,另一方面則來自于刑法的穩定和公開。很難想象,一部內部充滿矛盾、錯誤、同時朝令夕改的刑法會得到人們的推崇和遵守。在當前這種對刑法的修改 ( 還有各種有權的刑法解釋) 越來越頻繁、修改力度越來越大的環境下,對刑法自身體系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的考慮就必須得到足夠的重視。為此,應注意修改內容與原有內容之間的協調與兼容,避免自相矛盾,以維護刑法的體系性; 應注意對原有刑法立法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堅持對現有內容的適度調整以維護刑法的穩定性; 可以將刑法修改的理由、目的、生效時間等事先向全社會公開,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同時,也讓民眾充分理解刑法修改的必要性,以便更好地維護刑法的權威。
          3. 避免人云亦云,防止 “激情修改”.刑法的修改部門應對刑法的修正有自己的規劃和準備,堅持在充分調研、公開討論、全面評價等的基礎上,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修改。在此期間,應注意避免受到外界 ( 特別是新聞媒體、受害人等) 的過多干擾,防止沒有主見地人云亦云。此外,應特別注意對 “激情修改”、“拍腦袋式立法”的預防,不要一有風吹草動就想著趕緊出臺相應的法律,從而導致更大的法律適用問題。
          4. 適時啟動新刑法典的制定工作。現行的九七刑法雖然可以被視為是我國刑法發展史上的一部里程碑之作,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刑事法治的進程。可經過近二十年的適用,雖多次修改,卻也仍然無法掩飾現行刑法逐漸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實。因此,筆者建議,可以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在堅持現行刑法的優點的同時,適時啟動新刑法典的編纂工作,以期能對現有的諸多問題來一次根本性的解決。
          二、刑法的打擊面在逐步擴大,對部分犯罪的打擊力度增強
          通過此次 《刑法修正案 ( 九) 》可以發現我國刑法的打擊面正在逐步擴大,具體表現在:
          1. 對于恐怖主義犯罪、虐待罪等犯罪的法律設置日漸嚴密。如將拒不提供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犯罪證據且情節嚴重的行為規定為犯罪(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六條) ; 將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服飾規定為犯罪 (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十五條) ; 擴大虐待罪的犯罪主體范圍,將對老年人、患病的人等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納入其中 (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八條) 等。
          2. 增大對新類型犯罪的打擊力度。如降低了擾亂無線電通信管理秩序罪的入罪門檻,細化了操作標準,以便能更有效地打擊不法商家利用“偽基站”強行推送各類信息的違法行為。針對當前社會上多次出現惡意編造、傳播虛假信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增設了編造、傳播虛假信息 (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二十九條)等。
          3. 將原有的部分一般性違法行為納入刑法打擊范圍。如擴大危險駕駛罪的打擊范圍,將公路客運人員嚴重超載或嚴重超速的行為規定為犯罪 (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七條) ; 將使用偽造、變造的居民身份證、護照、駕駛證等證件的行為規定為犯罪 (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二十一條) 等。
          對于上述這些修正,筆者認為其中確有一些好的內容,同時也存在一些有待商榷之處。其中,好的內容是: 加大了對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等犯罪的打擊力度,并且打擊的對象日益細致化、全面化,這與當前我國所面臨的嚴峻的反恐斗爭形勢相適應,有利于將反恐斗爭等推向更為深入和全面的階段; 將虐待罪的主體范圍擴大,則正可以彌補長期以來原有虐待罪打擊范圍過窄,不利于保護弱勢群眾的弊端; 而完善信息化環境下的刑法設置,則能更好地應對當前網絡化、信息化犯罪日益增多、復雜的狀況……但與此同時,對于將一些原來的一般性違法行為 ( 如使用偽造的居民身份證的行為) ,納入到刑法的打擊范圍之中---筆者對這一做法持慎重態度。
          事實上,這種將一般性違法規定為刑事犯罪的做法,在之前的 《刑法修正案 ( 八) 》中的就得到很好的體現,如備受爭議的醉駕入刑規定。
          經過近四年的施行,雖然客觀地說,社會上的醉駕行為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由此產生的副作用和問題卻仍是人們討論的熱點,例如,讓數量較多的人受到刑罰處罰,背上一個刑事前科的人生污點---這種做法是否合適; 為了一些程度較輕的違法行為而動用大量的司法資源,經濟上是否合算; 醉駕入刑,是否有嚴刑峻法的嫌疑; 等等。而在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情況下,就又在 《刑法修正案 ( 九)  》中將更多的一般性違法行為規定為是犯罪,是否會出現 “亂上加亂”,進而導致 “一團亂麻”的情況呢?
          筆者建議,對于部分違法行為,與其大動聲勢地動用刑法,還不如嚴密民法、行政法等一般性法律的法網,并且加大其處罰力度,來得更為方便、直接和合算。比如,《刑法修正案 ( 九) 》所規劃的使用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筆者就認為完全可以嘗試通過加大相應行政罰款、拘留等的處罰力度,同時將使用者的違法記錄記入個人信用檔案、身份證檔案等,讓其在以后使用身份證的過程中受到更為嚴格的審查和限制等方式加以解決,沒必要一上來就科以刑律。另外,筆者在這里也特別主張應加大 《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行政性法律的處罰力度,提高其罰款上限、延長其行政拘留期限等,加大其處罰力度,以便更好地應對各類一般性違法行為,同時也能幫助控制刑法的打擊范圍 ( 在我國取消勞教制度的過程中,就存在因相應行政處罰的力度降低,所以部分地區出現了將一些原本應被勞教但同時危害性又稍大的違法人員,認定為是犯罪分子、進而處以刑罰的現象,在客觀上將原一般性違法行為的性質改變成了犯罪,并使相應人員必須要承擔更為糟糕的后果) .
          三、刑罰的設置日益寬緩化和全面化
          1. 限制死刑的適用。死刑的限制,一方面表現 為 死 刑 罪 名 的 縮 減,如 《刑 法 修 正 案( 九) 》第八條、第十條等六條,取消了偽造貨幣罪、集資詐騙罪、組織賣淫罪等 9 個罪的死刑; 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死緩適用的更多限制,如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二條改變了原有的“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執行死刑”的規定,將其改為 “對于死緩期間故意犯罪,情節惡劣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后執行死刑; 對于故意犯罪未執行死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的期間重新計算,并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從而大大限制了 “死緩轉死刑”情況的發生。
          2. 重視輕度刑罰的適用。如以專門條款的形式首次在刑法中就從業禁止問題進行了規定,涉及領域也大大拓寬 (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一條) ,而在此之前刑法只是在規定剝奪政治權利等內容時,對相應的犯罪人資格問題進行了附帶性規定,所涉及的也主要是政治色彩較強的領域。還有,將罰金刑的適用作為刑罰適用的一個重點,不但在更多的犯罪中加入了罰金刑的規定( 如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四十三條) ,而且完善了刑罰的實際執行 (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三條) .另外,實際確定了管制刑與有期徒刑或拘役刑的并科原則 (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四條) .對于草案的上述修改,筆者總體上持歡迎態度。其中,死刑罪名數量的減少和程序的從嚴,符合世界范圍內死刑的減少 ( 或廢止) 潮流,從而又將大大提升我國刑法的人道化水平。但筆者注意到此次 《刑法修正案 ( 九) 》中擬將集資詐騙罪的死刑取消,進而全面取消我國刑法中詐騙類犯罪的死刑。事實上,取消詐騙類犯罪的死刑,在我國 《刑法修正案 ( 八) 》中就得到了很好的落實,但當時考慮到集資詐騙罪牽涉面廣、影響惡劣、民憤較大等因素,所以還是僅保持了這一個詐騙犯罪的死刑。時隔近四年之后,又重提集資詐騙罪的死刑廢止問題,現實中集資詐騙類犯罪的情況如何; 我國社會是否做好了承受相應壓力的準備; 等等,這些都是我們不得不要思考的問題。
          而罰金刑、資格刑等輕度刑罰的廣泛適用,則無疑是我國刑法修正中的一個明智之舉,更加完善了刑罰的處罰方式。首先,罰金刑可以讓犯罪分子 ( 特別是涉財類犯罪分子) 在被剝奪自由等權利的同時,經濟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加大其犯罪的成本 ( 但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現實中我國部分地區存在罰金刑的罰金過低的問題,從而影響了刑罰的適用效果,因此建議考慮對此進行調整) .其次,從業禁止性刑罰的設立,對于利用職務便利、違背職業特定要求等形式的犯罪具有很好的威懾和處罰作用,可以讓相關從業人員更好地珍視自己目前得來不易的工作、生活等,更加嚴格地履行職業義務,從而有效地預防相關犯罪。最后,管制刑與其他刑罰并科原則的規定,將會為管制刑---這一長期受到人們忽視的刑罰帶來新的活力。事實上據筆者所知,2013 年北京司法機關就曾開展了管制刑的適用嘗試,將其與社區矯正等工作相結合,取得了不錯的適用效果 ( 特別是在處理輕微刑事犯罪過程中,其效果更是其他刑罰所不能比擬) .
          但由于管制刑與其他刑罰的并罰問題、與緩刑的區分問題等基礎性問題得不到解決,而無法開展進一步的嘗試。 《刑法修正案 ( 九) 》對管制刑的規定,可以視為刑法對于管制刑重視的開始,從而也將為相關問題的解決帶來積極作用。
          四、適應反腐斗爭實際,加大對行賄行為的處罰
          此次刑法修正草案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懲治腐敗犯罪的相關刑法規定進行了調整。主要表現為:
          1. 調整了刑法典中貪污受賄類犯罪的數額規定。草案取消了原有刑法對貪污受賄類犯罪主要依照犯罪數額 ( 且對數額做出明確規定) 進行處罰的做法; 改為以犯罪數額的大小或情節的輕重兩者為處罰依據,并且只對數額做概括性規定、不再做具體性規定的方式 ( 《刑法修正案( 九) 》第三十九條) .
          2. 針對行賄犯罪嚴密了法網,加大了處罰力度。《刑法修正案 ( 九) 》一方面嚴密了行賄犯罪的法網,如增加了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其近親屬等關系密切人員行賄的犯罪 (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四十條) ; 另一方面,《刑法修正案 ( 九) 》加重了對行賄犯罪的處罰力度,如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九條、第四十一條等,拓寬了行賄犯罪中罰金刑的適用范圍; 《刑法修正案 ( 九) 》第四十一條則進一步嚴格了對行賄犯罪減輕、免除刑罰的執行標準。
          對于上述修改,筆者持支持態度。首先,對貪污受賄犯罪中數額做概括性規定的做法,與當前我國的司法實際相符合。原有刑法明確將貪污( 受賄) 5000 元規定為是罪與非罪的標準,這一做法本身就過于僵硬和死板。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等的迅速發展,原有的 5000 元標準已經遠遠落后于實際的發展水平,無法適應刑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因此,各地或明或暗地提升貪污 ( 受賄) 犯罪的定罪標準 ( 如改為 10000 元、20000 元等) 早已經是眾人皆知的秘密。但如此一來,又導致不嚴格執行刑法規定、擅自更改定罪標準的問題,從而嚴重影響了刑法的權威性。
          而且原有刑法主要以犯罪數額作為處罰依據的做法,也無法很好地應對實際中所經常出現的數額較小、但情節卻非常嚴重的情況。所以, 《刑法修正案 ( 九) 》在上述各方面做出了有針對性的調整,這不得不讓人為之稱道。其次,對行賄犯罪的規定日益全面和細致,這是我國刑法修正過程中所多次表現出來的一個特點。《刑法修正案( 九) 》補充了行賄犯罪罰金刑等方面的規定,將會進一步加大行賄者的犯罪成本,并更好地防止其利用法律漏洞逃避處罰,從而更好地預防和懲治此類犯罪。
          [參 考 文 獻]
          [1]陳剛 . 對刑法修正和解釋的思考[J]. 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 4) .
          [2]曲新久 . 刑法學[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3]馬克昌 . 刑罰通論[M].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4]張希坡 .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史[M]. 北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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