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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法治文化困境的原因、后果及對策
        發布時間:2019-11-20

          摘    要: 當前體育法治所面臨的文化困境制約了體育的法治化水平。具體來講,其文化困境主要體現為體育法治的認同度有待提升、體育精神未充分彰顯、體育法治面臨實效性危機,以及體育法治中人本主義有待建構。主要原因在于體育法治自身規范體系存在缺陷,體育司法和執法不力影響法治認同,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以及法治精神與體育精神尚未有效契合。有必要完善體育法律規范體系,加大體育司法和執法力度,凈化與發展體育文化,擴大公民有效參與,建立有效的評價體系,培育充分體現規則意識、法治觀念與人本價值的體育法治文化,促進我國體育法治發展。

          關鍵詞: 體育法治; 文化困境; 體育精神; 公民參與; 評價;

          Abstract: The current cultural predicament of sports rule by law restricts the level of sports rule by law. Specifically, its cultural predicamen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need to enhance the recognition of sports rule by law, inadequate manifestation of sports spirit, the crisis of effectiveness of sports rule by law, and the need to construct humanism in sports rule by law. The main reasons lie in the defects in the system of sports rule by law, the inadequacy of sports judicature and law enforceme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agreement between the spirit of rule by law and sports spiri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ports legal norm system, strengthen the sports 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efforts, purify and develop sports culture, expand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establish an eff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cultivate sports legal culture that fully reflects the sense of rules, the concept of rule by law and human valu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legal system in China.

          Keyword: sports rule by law; cultural predicament; sports spirit;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aluation;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體育法治已成為體育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實現我國體育治理現代化、建設體育強國、提升體育法治建設水平的基石[1]。我國《體育法》于2016年進行修改,為體育事業發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依據。同時,國務院出臺多項規范性文件,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學校體育工作條例(2017年修訂)》等,也對體育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體育法治所面臨的文化困境制約了體育的法治化水平,以至于體育法治實踐中,“由于理想化的心態,提出一些無法在具體的運動競賽和體育教育,以及社會體育的操作層面落實或貫徹的規章制度。”[2]甚至,僵化的體育管理體制和治理模式下體育倫理缺失、行為越軌和道德失范等問題頻發[3]。可見,我國的體育法治不僅需要制度上的改進,還需重視文化建設,弘揚體育精神,為體育事業的健康有序發展提供法治保障。

          1、 體育法治的文化困境

          體育法治旨在運用法治思維與方式為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但現實中,即便建立了規范體系、提出了體育法治之構想,體育法治也未必取得實效。體育法治的文化困境成為其中的一大障礙。
         

        體育法治文化困境的原因、后果及對策
         

          1.1、 體育法治的認同度有待提高

          我國現有的體育法律法規體系對體育活動的指導作用在實踐中體現得不充分。一方面,人們在從事體育活動時,對現有的法律法規缺乏應有的了解,導致發生違法違規行為繼而承擔法律責任;另一方面,體育法律法規的內容過于抽象、概括,對現實中的體育活動很難提供切實有效的指引與評價。體育法治規范基礎之弊,致使人們對體育法治的認同度大打折扣。

          “中國體育人對法律不是無認知而是無認同。究其根由,既內因于信人不信法之國統的默化,無信仰實踐之桎梏;又外因于唯成績論的考核體系,法體二分的教育方式,以及封閉壟斷的救濟體制。”[4]體育法治文化缺乏認同主要體現在:參與體育活動的人員對體育法治內容不重視,甚至在出現法律糾紛與問題時,不會自覺選擇通過法律路徑予以化解;體育治理中未將法治作為重要的解決途徑,普遍采用人治為主、道德與社會評價為輔的模式;在體育教育與政策制訂上,也未對體育法治給予應有的關注。

          1.2、 體育精神未能充分彰顯

          “徒法不足以自行”,體育法治也是如此。在法律或程序之外,體育法治需關注體育精神的弘揚。“體育精神主要由人本主義、英雄主義、公平競爭、團隊精神4大要素構成。體育精神的價值取向是:完整確立人的主體地位,全面提升人的價值;追求真善美和自由的統一;尊重和張揚生命力的樂觀態度。體育精神的主要價值標準有:健康快樂、挑戰征服、公平競爭、團結協作。”[5]體育精神對體育活動發揮著潛移默化的指導作用,有助于體育事業與活動的健康有序發展。我國目前的體育法治對體育精神的重視不足,也很難為公平競爭、規則意識、團結合作等體育精神的培養與弘揚發揮應有作用,使得運動員無法獲得發展的動力,觀眾無法受到體育精神的感染,體育管理者難以提升體育活動管理水平,體育法治與體育精神也無法有機聯系起來。

          1.3、 體育法治面臨實效性危機

          實效主義法學觀注重法律的實際效用,“試圖將法律的應然效力與實然效力統一起來,試圖通過法律經濟學和法律博弈論等實證科學方法來實現社會欲求,最終追求正當性法律目標的有效實現。”[6]然而,從應然到實然難以融貫的“休謨難題”,在體育法治的理論與實踐中依然存在。國家制定的法律規范體系,雖然對體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宏觀指導,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很難有效落實。一方面,人們對體育法律規范認識不清、了解不夠深入,制約了體育法律規范作用的發揮;另一方面,體育法律的內容大多被《民法》《侵權責任法》《刑法》等法律吸納,致使人們對體育法規范的重視程度不夠,甚至存在多重誤解。在此境況下,體育法治很難為化解困擾體育發展的難題提供有效方案。

          1.4、 體育法治中的人本主義有待建構

          法治本身為人本之學,體現人性也是法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如劉斌教授認為:“人是法產生的前提和原因,是法存在、演變與發展的依據,人性決定著法的目的及其價值取向。”[7]嚴存生教授亦認為:“道德性是法律的人性基礎或人性之維”,“法根源和服務于人的道德性。”[8]體育活動包含較強的人性關懷,凸顯人與人之間相互超越與合作的價值。體育中的競技環節、程序設置、強度調節以及娛樂性,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人本主義。綜上,體育活動與治理理應體現人性要求,體育法治理應成為維護人本主義的重要方式。否則便脫離了體育法治的本真,不僅難以帶來體育秩序與正義,而且容易引發道德爭議,損害體育精神與價值追求。現實中體育法治的人本主義建構還不理想。盡管我國的體育人權已經得到快速發展,但是在體育平等權建設、裁判判罰、退役運動員保障等方面,尚需加強彰顯人本價值的常態機制。其結果是,體育法治要么成為政績的犧牲品,要么成為行政權力或經濟利益的角逐場,脫離了正確軌道。

          2、 體育法治文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我國體育法治的文化困境具有多種原因。從體育法治中的規范、適用、文化視角入手,分析其原因,有助于認清我國體育法治的癥結。

          2.1、 體育法治的規范體系存在缺陷

          體育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基本的體育權利,促進體育和諧發展。體育法治的前提為法律規范,但現有的體育法律規范過于宏觀抽象,與體育實踐聯系不緊密,不能有效發揮指導作用;尤其是缺乏保護公民體育權利的細化條款,難以提升民眾對體育法治的共識和認同,導致人們在體育活動中不會積極了解和求助于體育法律規范,對體育法治的參與性嚴重缺乏。此外,體育法律規范沒有體現體育活動與管理的特殊性,尤其是面對體育中有違公平正義、濫用體育權力、損害民族與體育精神的行為時,無法進行有效規制,難以凸顯體育法的重要性。

          我國尚未形成體育法治的規范體系,僅以《體育法》與相關的行政法規、地方法規、部門規章等為依據,不僅形式上較為零散,而且在具體操作上缺乏統一的標準,難以給體育法治實踐提供權威指引。在內容上,體育法律的一些內容散見于其他的部門法中,尚未加以整合和統一,可能造成法律間的矛盾或效力沖突。

          2.2、 體育司法和執法不力影響法治認同

          司法與執法關系到人們對法治的正義感受,因而對塑造法治文化具有突出作用。體育法治也不例外,人們親身經歷或感知的體育司法與執法行為,能夠顯著影響人們對體育法治的態度。若在面對體育違法行為時,體育司法或執法不作為或無力作為,則不僅不能發揮其對體育事業的規制調整作用,還會影響體育法律規范的權威性與正義感受,消解體育法治的正向作用。不可否認,當前我國的體育司法依然存在一定的腐敗現象、司法人員素質有待提升,體育法律規范亦很少在司法環節得到貫徹保障;缺乏專業的執法部門,相關執法人員法治素養不高,難以通過法治思維和科學方式處理體育糾紛,這些都影響民眾對體育法治的認同和期待,也影響體育法治的實效性。

          2.3、 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

          傳統文化在當代具有特殊價值,其中優良的人文底蘊值得繼承與發揚,但也須正視其對體育法治產生負面影響。首先是傳統文化講“人情”、差序格局、宗法文化,缺乏程序正義的思維方式。這些因素進入體育治理,容易出現偏離規則、任人唯親、找關系、走后門的情況,導致體育治理方式與理念與法治要求相差甚遠。第二,傳統文化的內向、封閉與守成,使得體育法治固守現狀,難以取得開創性突破;相反,體育法治在西方文化中獲得了一些有益養料,其公平正義與科學性得以發展[9]。第三,傳統的法律文化,尤其是法律儒家化之后,“德主刑輔”“無訟”“厭訟”等觀念盛行,人們對法律不夠信任,制約了法律在體育事業中作用的發揮[10]。應該說,中國尚未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體育法治文化,尤其是與體育法治相契合的精神實質。具言之,僅靠外在的規則與程序,并不足以保障體育法治,欠缺體育法治的文化向度是我國體育法治發展的最大障礙。以自由、平等、正義等精神,消解傳統文化對體育法治的負面影響,建構充分體現規則意識、法治觀念與人本價值的本土體育法治文化迫在眉睫。

          2.4、 法治精神與體育精神尚未有效契合

          體育精神與法治精神聯系密切。古代希臘、羅馬普遍重視通過體育訓練塑造完美人格,培養合格健康、具有規則意識的公民。柏拉圖曾言:“我們一向是用音樂和體操教育男子的。”[11]在英國法學家哈特看來,法律規則與游戲規則具有家族相似性,他用國家象棋的游戲來說明規則所具有的內在面向:“國際象棋的游戲者并非僅僅是擁有這樣類似的習慣,即以相同的方式移動皇后。”“除此之外,游戲者對于這個行為模式有著反思批判的態度:他們將此視為所有參與游戲者的標準。”[12]體育精神與法治精神均包含對人的終極意義的追問,二者理應相互作用。“體育精神從文化基礎、規則意識和價值目標方面對法起著支持和指引作用,法也促進和保障體育精神的不斷傳承和高揚。”[13]然而在現實中,我們的體育精神與法治精神培養處于相對獨立和相互隔離的狀態,導致當法治進入體育領域時,難以借助體育精神化解體育法治困境。

          3、 體育法治文化困境帶來的后果

          體育法治所面臨的文化困境若不能有效解決,體育法治的前景令人擔憂。體育活動與體育事業的發展缺乏法治保障,不僅有損體育事業中集體和個人的權益,而且不利于整個國家體育之健康有序發展。

          3.1、 制約體育法治的良性發展

          體育事業本身應是崇尚規則、追求公平正義最為直觀的體現,沒有體育法治保駕護航,則難以形成威懾與權威指引,導致種種有悖公平的作法,違背體育真諦,影響事業發展。體育法治的良性發展意味著用法治方式推進體育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文化困境導致體育法治面臨著兩種危機:一是體育法治的實效危機,即在體育事業的發展中現有法治體系難以發揮應有作用,反而讓位于非法治因素[14];二是體育法治的保障危機。由于體育法治無法形成特定的文化,人們不能感受到該行為方式所具有的優勢,偏離體育法治的行為無法得到及時制止和有效糾正,難以為體育事業提供法治保障。

          3.2、 難以弘揚體育文化的人本價值

          李德順教授認為:“文化的本質是‘人化’,即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改變自然,使它適合人的生存發展,帶有人的生存和發展的痕跡。文化具有人本性、歷史性、主體性三大特性。”[15]體育法治文化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體育文化建設的瓶頸,必將導致體育文化中人本主義的弱化,如無法充分保護運動員的合法權益、忽視體育事業中的人性基礎等等,最終不利于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例如,我國的足球運動一定程度上屬于精英體育運動,參與者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才能接受專業的教育,從而與大眾體育嚴重脫節;再如,“由于長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訓練競賽體制,運動員基本權利保護相對滯后,實踐中經常發生各種侵犯運動員基本權益的行為,嚴重影響到運動員自身的自由成長和我國體育事業的協調發展。”[16]

          3.3、 違背體育事業的治理初衷

          體育不僅在于追求更高、更快、更強,更在于塑造人的健康體格與完善人格,在于營造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身體的教育不僅是以身體為教育對象,而且是以身體為工具,行為為手段,教育人的思想和心靈。”[17]若忽視人本主義,將體育視為獲取經濟利益或權力的工具,無疑會偏離體育發展的正確軌道。由于文化建設缺失、體育精神和規則意識彰顯不足,體育法治不能為體育事業發展提供客觀有效的規則指引,行政管控就成為體育事業管理的主要方式。鑒于我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體育事業很容易淪為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導致無法真正實現民眾通過體育活動強身健體、塑造人格的初衷,無法彰顯體育事業中“人應作為目的”的價值追求。可見,體育法治的文化困境不僅是法治自身的問題,更是關系到我國體育育人功能發揮和事業發展的大問題。

          4、 體育法治文化困境之化解

          體育法治的文化現實并不理想,說明體育法治的專業性與系統性有待加強,需要通過合理有序的方式改善我國的體育法治文化環境,培養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法治文化。

          4.1、 完善體育法治的規范體系

          亞里士多德指出,法律不僅需要得到人們的普遍服從,而且需要法律本身制定得良好。法律統治之邏輯前提為存在良善的法律規范體系。富勒總結的“法治八原則”同樣適用于體育法治,即普遍性、公開性、非溯及力、明確性、一致性、可行性、穩定性和官方與法律的一致性[18]。因此,為了化解體育法治的文化困境,首先要做的是完善體育法律規范體系。通過立、改、廢、釋,進一步細化對體育事業的規定。從而在彰顯公平正義原則、保護運動員合法權益、規范體育產業發展、懲治體育腐敗與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提供具體指導。

          如制定《體育產業促進法》為體育產業發展保駕護航,制定《運動員權益保護法》保障體育運動員合法權益,制定《體育管理法》進一步落實體育管理的法治化要求,制定《體育賽事轉播條例》為體育賽事網絡傳播權提供保護,制定《體育裁判行為規范》規范體育裁判行為,制定《體育教育法》科學處理體育教育大眾化與精英化的關系。并且針對現實中體育管理所需,及時建立相關制度,配合體育法治規范的落實。

          4.2、 加大體育法治司法與執法力度

          為保證司法與執法部門嚴格遵守法律,以人們可見可感的方式實現體育法治中的公平正義,健全司法與執法的程序和規范,提升司法與執法人員體育知識的專業化水平。對于在社會中影響較大的體育問題,司法與執法機關需及時采取調查等有效措施,通過現代網絡或新聞媒體公布相關的法律規范與論證過程,兼顧合法性與可接受性的雙重要求,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與檢驗。

          本文認為體育執法與司法應符合如下要求:不違背現有的法律要求;人性化司法與執法;建立職業回避、黑名單制度;嚴厲打擊體育司法和執法中的腐敗現象;對民眾關心的體育司法和執法事件及時公布調查結果;增加體育司法和執法的透明度,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司法公正與執法嚴明。此外,針對體育法治的專業化要求(如興奮劑、裁判等領域),應組建相關專業部門和采用先進科技手段以保證司法執法效果。

          4.3、 凈化體育文化環境

          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給體育事業帶來契機的同時,亦帶來唯利主義與體育精神的解構危機。為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凈化體育文化環境。第一,通過大力開展體育文化宣傳教育,讓體育從業人員知曉法律在體育事業發展中的作用,在遇到法律糾紛時,能夠通過法律途徑有效解決,讓公眾對體育法治保持期待、強化認同。第二,樹立積極向上的體育精神,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公平正義、人本主義與規則意識,讓其成為法治與體育彼此互動和有機融合的精神基點,落實體育法治要求。第三,對待傳統文化要批判地繼承,發揚其積極作用,消除其負面影響,以培養具有法治精神與體育精神的當代體育文化和公民的良好素養。

          4.4、 擴大公民的體育法治參與

          體育法治的根本任務在于為民服務。擴大民眾的體育法治參與,能夠有效增進民眾對體育法律知識的了解,培養其體育法治情感、思維與理念。為此,需要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建設,在立法、司法和執法過程中,反映民眾的體育權利、體育訴求與對體育法治的認識。一是通過出臺正式文件,體現和確認立法、法治宣傳教育中的公民參與,為公民參與和行政決策民主化提供法律保障,培養公民的參與意識。二是通過一系列的體制機制建設,促進公民參與。如在體育立法前充分征詢民意,確保立法體現民眾的利益訴求,符合國民體育的發展初衷;在司法過程中,通過引入人民陪審員、公布裁判文書、在一定場合進行說理論證等方式,接受民眾監督;增加執法透明度,提高民眾的正義感受。三是細化參與路徑。比如可借鑒美國學者托馬斯的“關鍵公眾接觸”“公民接觸”“公民調查”“新技術(電子網絡等)”“公民會議”“咨詢委員會”與“協商調解”等方法[19],建立有效的民眾參與渠道。

          4.5、 建立體育法治文化的評價體系

          為保證體育法治文化的建設效果,有必要建立完善、客觀、中立的評價體系。第一,要探索制定有關法治評價的基本法律,為評價行為提供制度保障。第二,要組織專業的評價力量。可依托現有的體育法治研究機構等第三方組織開展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健全完善多元化法治評估主體機制[20]。依托體育院校和法律院校培養具備體育知識與法律知識雙重背景的專業評價人才,建設評價人才隊伍。第三,借鑒國外有關經驗,結合我國特色,特別是針對不同地區體育事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制定科學、可行的體育法治文化評價指標體系。第四,創新評價方法。積極探索復合型法治評估模式,通過跟蹤評價、對比評價、綜合評價等,真正實現對體育法治文化困境及其原因的深刻思考,避免評價過程中的績效主義。

          5、 結語

          體育法治是一項系統工程,既需要完善的規范體系,也離不開扎實的文化基礎。現實中體育法治的文化困境,致使體育法治面臨實效性危機,應然層面與實然層面的鴻溝導致體育法治難以獲得社會認同,實踐落實困難重重,嚴重制約對體育事業保障作用的發揮。為此,需直面其文化困境,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加以化解。體育法治的文化培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漸進、長期的過程,需要全社會參與其中,為體育法治文化建設提供更多智識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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