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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疏》的美學風范及美學體現
        發布時間:2019-01-15

          摘要:《茶疏》是明代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比較典型地體現了中國茶事的審美文化, 具體為:對茶之自然本性的回歸;茶器提倡簡約純樸之美;茶境茶友的選擇充分體現文人質樸清新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理想。透過《茶疏》可以考察這一美學風范的產生原因及美學體現。

          關鍵詞:《茶疏》; 明代文化; 美學思想; 茶文化;

        美學

          Cha Shu and the Tea Aesthetics in the Ming Dynasty

          Chang Junling

          Abstract:

          Cha Shu, a book about tea, is a collection of tea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provides typical embodiment of the Chinese tea aesthetic culture. Specifically: the return to the natural state of tea; advocates 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of tea ware; the choice of tea atmosphere and tea friends fully embodies the aesthetic ideal of plain and fresh daily life of the literati. Through this book we can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and expression of this aesthetic style.

          Keyword:

          Cha Shu; Ming Dynasty; return to simplicity; aesthetic ideas;

          自唐代陸羽《茶經》之后, 茶學專著在明代得到了勃興, 其中《茶疏》可謂明代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全書詳盡而務實地論及茶事的各個方面, 其中包括了茶的品第、茶的產地、茶的炒制收藏方法, 以及烹茶器具、烹茶用水、用火以及飲茶的禁忌等等。“清厲鄂《東城雜記》評價其深得茗柯之理, 真知灼見, 妙論百出, 與陸羽《茶經》相表里。”[1] (P65) 值得注意的是, 《茶疏》作者許次紓不僅僅是茶藝專家, 更是一位具有濃郁藝術氣質的文人, 他在記載茶事的同時, 又自覺地表露出明代文人以茶為“介”的藝術審美, 這與明代美學發展有著息息相通之處, 是古典文人日常審美的重要部分。

          一、《茶疏》美學思想的淵源

          明代茶葉的種植產地不斷擴大并增加, 許多愛茶文人深入山間開辟茶園, 研究種茶技術, 制茶品茶、私人茶園不斷興起。《茶疏》的作者許次紓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是茶葉生產的重要區域, 當地人有著豐富的種植經驗, 生長于斯的許次紓浸染于茶葉之鄉的風俗, 對茶事有濃厚的興趣。他親任茶事, 經常深入茶區, 觀察茶葉的生長, 熟悉茶葉的制作、鑒別, 將茶密切融會于自己的生活之中。

          許次紓的茶事藝術還秉承自己的老師姚紹憲。姚紹憲在杭州附近的顧渚明月峽中開辟了一塊茶園, 深得茗柯之理。他將自己多年研究茶事的實際經驗全部教授給許次紓。可以說, 《茶疏》的誕生包含著兩人數十年經營茶葉的體驗與品味。姚紹憲在《茶疏》序中生動地回顧了這一段經歷

          陸羽品茶, 以吾鄉顧渚所產為冠, 而明月峽尤其所最佳者也。余辟小園其中, 歲取茶租自判, 童而白首, 始得臻其玄詣。武林許然明, 余石交也, 亦有嗜茶之癖。每茶期, 必命駕造余齋頭, 汲金沙玉竇二泉, 細啜而探討品騭之。余罄生平習試自秘之訣, 悉以相授。故然明得茶理最精, 歸而著《茶疏》一帙, 余未之知也。[1] (P66)

          許次紓著《茶疏》的最大貢獻, 不單純在于茶事經驗的總結, 還在于給我們展示出一幅以茶為載體的文人審美化生活的生動畫卷。許次紓具有典型的文人氣質, “跛而能文, 好蓄奇石, 好品泉, 又好客, 性不善飲, 所著詩文甚富。”[1] (P66) 正是因為文人的大范圍深度參與茶事, 明代的茶飲開始具有了濃郁的文人氣息與文化內涵。明代文人將茶文化落實于生活之中, 同時將日常茶事與自身的審美追求、精神氣質、文化理想結合起來, 使飲茶品茗活動具有了玄遠豐厚的審美價值和生命意味, 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具有文人氣質的茶文化以及相應的生活方式。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讀到《茶疏》, 亦與文人之間這種因茶而成知己、因茶而惺惺相惜、彼此相知甚至超越生死的情感寄托密切相關:“一夕夢然明 (作者注:許次紓字然明) 謂余曰:余亦以《茶疏》災木, 業以累子。余遽然覺而思龍泓品茶嘗水時, 遂絕千古, 山陽在念, 淚淫淫濕枕席也。夫然明著述富矣, 《茶疏》其九鼎一臠耳, 何獨以此見夢?豈然明生平所癖, 精爽成厲, 又以余為臭味也, 遂從九京相托耶?”[1] (P71) 這一段來自于許次紓至交許世奇的回憶, 真摯感人。許次紓已經去世十年之久了。有一天晚上突然許世奇夢見許次紓對他說:“我想要把《茶疏》刻印成書, 這個事情就有勞于你。”許世奇夢中醒來, 回憶起和許次紓一起在龍泓品嘗茶水的日子, 不自覺淚流滿面, 浸濕了枕席, 于是將《茶疏》刊刻成書來緬懷許次紓。這種懷念摯友的方式, 感情質樸深刻, 已深得茶情之真味。許世奇幫助許次紓刊刻《茶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本身對這本《茶疏》的文學審美價值評價頗高, 他認為許然明的這本書可與陸羽的《茶經》相媲美, 他甚至認為《茶疏》的辭采風流繼承了漢魏風格, 這一點連陸羽也自愧不如。

          明代晚期, “由于特定的政治、經濟背景, 加上當時文學和理學思想的轉變, 在性靈說的提倡下, 許多文人在品茶中尋求雅趣, 尋求生活的樂趣, 舒放性靈”。[2]明代文人不僅通過品茗活動表現自我, 更著意在茗事活動中展示自我心靈的姿態。同時, 明朝是中國茶文化史中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 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在于明代的茶飲方式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明代以前, 人們一般飲用以茶餅壓制而成的團茶, 飲茶的方式以水煮或沖點為主。從比較經典的茶飲記錄來看, 茶餅的制作不僅大大損傷了茶葉的自然本性, 而且制造工藝和飲用方式的繁瑣使飲茶較為疏離人們的日常生活, 成為了一種阻礙人與茶自由交流的巨大桎梏。明代以后, 改團茶為葉茶, 散茶經炒青、烘焙后不添加其他的佐料而直接沖泡飲用, 茶自身的口感、香氣就可免受外來添加物的侵擾, 使茶自身的本性和真味都得到了充分發揮。“從表面上看, 推動明代飲茶方式變化的直接動力, 源于洪武二十四年 (1391) 九月明太祖朱元璋的一道詔令:‘詔建寧歲貢上供茶, 聽茶戶采進, 有司勿與……帝以重勞民力, 罷造龍團, 唯采芽茶以進’。自此團茶廢除, 改貢葉茶”。[1] (P87) 帝王的倡導固然具有決定作用。然而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是茶與人在相互融合的過程中一種彼此間自然的調整與適應。明代改團茶為葉茶, 對明代茶業最突出的貢獻, 就在于簡化了飲茶的方式, 使過去只能出現于皇宮貴族或禪門寺院的獨特茶飲開始流行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自此, 文人的品茗茶事活動一改兩宋時代的繁瑣考究之風, 呈現出清茶本真的自然淳樸風貌。明代這種回歸茶的自然本性的需求, 不僅使明代茶業走上了一條豁然開朗的道路, 也使得明代的茶美學展現出回歸質樸的清茶之美的獨特風范, 而《茶疏》則詳細記載了這一美學風范產生的原因及典型特征。

          二、《茶疏》的美學思想

          明朝飲茶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中對此記述:“今人唯取初萌之精者, 汲泉置鼎, 一淪便暖, 遂開千古茗飲之宗。”[1] (P70) 這種直接用沸水沖泡葉片的淪飲方法, 不僅大大簡化了茶葉的制造與品飲程序, 而且也使得明代對茶葉的內在品質追求更趨向于回歸到茶葉的自然本性之美。許次紓在《茶疏》中對前人的制茶與飲茶方法和今人進行比較:“古人制茶, 尚龍團鳳餅, 雜以香藥。然冰芽先以水浸, 已失真味, 又和以名香, 益奪其氣, 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時制法, 旋摘旋焙, 香色俱全, 尤蘊真味。”[1] (P84) 明代之前, 人們制作茶葉, 將茶葉制作成龍團、鳳餅, 并在其中摻雜香料。即是用雀舌和水芽制造茶葉, 價格昂貴不說, 水芽先用水浸泡, 已經失去了茶的本真滋味, 再用茗香混合, 更加使茶失去原來的香氣。而有明以來的茶葉制作, 茶葉一摘下來, 馬上焙炒, 香氣、色澤俱全, 保留了茶葉的本真醇香。散泡葉茶的方式也一直流傳到至今, 最直接的原因, 除了其簡便易行之外, 還可以更大限度激發茶葉原本的自然清香, 使得人們在品茗的過程中, 產生更強烈的審美愉悅感。

          明代市民階層興起, 人們在審美的趣味上追求的是既要容易把握與操作、又能夠帶來深刻的審美愉悅的藝術品味方式。明代的家具風格非常簡潔, 但是特別強調整體造型的流暢, 這樣的風格反而使得家具帶有一種深刻的雋永意味。因為簡潔使其回到了家具最質樸的存在方式, 但是品質并不會因為簡潔而變得粗糙。也正是因為簡潔, 可以給欣賞者留出更多的空間參與其中。這正如茶葉, 如果回到質樸的存在方式, 人們就會更加關注茶葉本身的滋味。而宋代制造和品飲方式都比較繁瑣的點茶, 讓人們對茶葉的品賞失去了對其本真的味覺感受, 反而更關注于斗茶過程中茶葉的外形變化了。雖然這也是一種審美的品評, 但是其品評的意旨已經完全脫離了茶葉的自然本性, 許次紓在《茶疏》中對茶葉味道的鑒賞與品評則鮮明地體現出這一特性。

          “一壺之茶, 只堪再巡。初巡鮮美, 再則甘醇, 三則意欲盡矣。余嘗與馮開之戲論茶侯, 以初巡為婷婷裊裊十三余, 再巡為碧玉破瓜年, 三巡以來, 綠葉成蔭矣。開之大以為然。”[1] (P123) 品茶時精神專注, 動作細膩, 充分感受味覺體驗之豐富與延展性。這得益于在散泡茶葉的反復沖泡歷程。反復沖泡在增加味覺感受的延宕性同時, 更加帶來對茶的品味而引發的生活最本真的體悟與感受。也正因這樣的延宕性, 許次紓獨具匠心地以對女性形象的類比來比喻飲茶時的感受。將味覺的感受與人物品評相比擬, 這體現出明代文人特有的趣味與詼諧。喝茶, 不只是為解渴, 更帶來日常休閑隱逸般的審美與情調, 是一種舉手投足間親近自然的個性氣質。味覺的審美需要具有一定的延宕性, 也即可以讓審美主體在品味的過程中, 與被品味的對象展開充分的交流與溝通。散泡葉茶正滿足了這一審美條件。如果是煮飲或者沖點茶都不具備這一味覺審美延宕的可能性, 而味覺的延宕性與人類審美意識的發展則密切相關。“味覺的快感同人類審美意識的發展密切相關。這從字源學上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如德文的geschmack, 既有審美、鑒賞的含義, 也有口味、味道的含義。英文taste一詞也是這樣。味同人類早期審美意識的發展有如此密切的關系, 根本的原因在于味覺的快感中已經包含了美感的因素, 顯示了美感所具有的一些不同于科學認識或道德判斷的重要特征。首先, 味覺的快感是直覺的或直接的, 而非理智的思考。其次, 它具有超出功利欲望滿足的特點, 不僅僅要求吃飽肚子而已。最后, 它同個體的愛好興趣密切相關。”[4] (P18) 這一段論述深刻地闡釋了味覺之所以能帶給品賞者審美體驗的原因。

          總之, 在明代文人的觀念中, 茶為清凈自然之物, 品茗鑒賞成為明代文人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文士階層對茶之品飲境界的追求與創新, 正是明代審美精神在茶事中的自然延伸與深層創造, 他們往往借茶遣興, 品味生活;又往往以茶抒懷, 通過飲茶來體味清靜高遠的生活情調。而在悠然與淡遠的意緒之中, 茶的清香和淡泊與他們的心神融為一體, 明代文人的日常審美從而具有更切實而飄逸的成分。

          因為飲茶方式的變化, 做為茶飲最重要的伴生物的茶器具的審美取向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其中一個最鮮明的變化就是提倡簡約之風。宋代飲用末茶的一些繁瑣的茶器, 如茶磨、茶碾、茶羅、茶筅、茶勺、茶盞等, 因為茶葉加工程序的簡化, 亦隨著末茶的廢置而消逝。茶具的審美追求也回歸到陸羽所倡導的簡約之道上, 總體表現為追求自然樸實之美。

          器具的變化突出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小茶壺的出現。明代泡茶器具最為崇尚紫砂或者瓷制的小茶壺。明代馮可賓在《茶錄》中寫道:“茶壺以小為貴, 每客小壺一把, 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何也?壺小則香不渙散, 味不耽擱。”[5] (P113) 因為小茶壺更能夠保存茶味的鮮美與持久。而張謙德的《茶經》說:“茶性狹, 壺大則香不聚, 容一、兩升足矣。”[6] (P118) 小壺于茶可以利湯揚香, 于泡茶或飲茶的人來說, 則可盡“幽人之趣。”何謂“幽人之趣”?《遵生八盞》說:“幽人首務, 乃是設茶寮于書旁, 寮中設茶具、焚香餅, 供長日清談, 寒宵兀坐。可供長日清談, 說明吃茶之人不過二、三人, 是識茶人, 亦是知交。因而, 小壺泡不僅有著功能性上的優越特性, 更兼具了精神層面的幽趣與韻味。”[6] (P118) 據說, 因為當時有嗜茶文人建議“把壺從大改小, 做成一把可以一手持之, 一手髭須吟詩的雅器”[6] (P118) , 于是一代紫砂大師時大彬開始改制小壺, 并將制壺工藝手法和壺型大小規格基本固定下來, 并流傳至今。

          二為盞的變化。在宋代因為斗茶茶色以白為上, 所以喜用深色釉茶盞以襯其白。明代用茶葉直接沖泡, 茶湯綠, 故宣窯、成窯白瓷更能襯托其嫩綠色澤。飲茶方式的變化導致茶湯顏色的變化, 進而影響茶具顏色的選擇變化, 從這小小的茶器具演繹中我們可以看出明人對茶之品味的微妙審美感受。明代時出現并流行的茶器具, 茶具的材料選擇、制作特色與審美風格對今天的茶器具的影響還很大。紫砂壺的出現, 也是因為明代的飲茶方式要求回到保存茶的本身特質的層面上來。文震亨在《長物志》中特別提到:“壺以砂者為上, 蓋既不奪香, 又無熟湯氣。”[6] (P117) 砂壺“皆蓋以粗砂制之, 正取砂無土氣耳”[6] (P117) , 所以能保存茶本身的香氣。因此, 砂壺的地位在明代日漸凸顯, 享譽至今的供春、大彬壺就出現在明代。“往時龔春茶壺, 近日時彬所制, 大為時人寶惜。”[6] (P117) 質地純樸、做工精致的紫砂壺, 逐漸替代唐宋時期的金器、銀器、錫器, 成為新寵。細究紫砂壺在我國茶文化發展史上得到這種殊遇, 除去經濟和技術方面的原因之外, 主要在于它同時具備了物質和審美的雙重功能。紫砂壺較好的通透性和低傳導性滿足了茶人的功能需要, 但更為重要的是, 紫砂壺符合文人的“茗賞”意趣。紫砂壺具有豐富的色澤, 同時其材質又具備了極強的可塑性, 可以充分滿足文人以茶器創作表情達意, 從而抒發托物言志的情懷。

          三、茶與審美化生活方式

          茶葉的品飲和制作方式所發生的改變, 是與明人對茶的審美感受相伴而生的。從許次紓的記載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明人對茶的理解與感受是將茶既當成日常飲品, 又常常寄托自身審美的追求和趣味。將口腹之欲升華為一種清雅的精神享受, 是明人的創新。這樣的精神享受如果再進一步加以拓展的話, 將之與生活環境、交友方式結合起來, 則拓展為一種以茶為載體的清新質樸的審美化生活方式。如果說陸羽的《茶經》已經將茶提升到可與個體的修身養性相融合的高度, 《茶疏》則為我們生動地展現出一種以茶為載體的審美化的日常生活方式。

          陸羽在《茶經》中已經提到茶對個體身心的整體調和作用, “茶之為用, 味至寒, 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3] (P3) 茶性屬至寒, 其做成飲料, 與那些品行端正簡樸的人最為適宜。許次紓則從中和養生的視角指出:“茶宜常飲, 不宜多飲。常飲則心肺清涼, 煩郁頓釋。多飲則微傷脾腎, 或泄或寒。蓋脾土原潤, 腎又水鄉, 宜燥宜溫, 多或非利也。”[1] (P145) 茶適宜經常飲用, 如果經常飲茶, 可以使心肺感到清爽, 可以化解心中的煩郁。茶雖然是很好的飲料, 常飲也需有節制, 不可過多過濃, 過多飲用的話, 會對脾、腎造成一些傷害, 可能會導致腹瀉或受寒。本來人的脾臟和腎內的水分就很充足, 適合干燥和溫暖, 水如果過多并不好。許次紓從中醫的角度提出了淡茶少量的原則, 言之有據而又頗有見地。如此辯證地看待茶之功效, 這在其他的茶書中極為鮮見。這種思想亦體現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人文精神, 即始終以一種倫理化的人文世界觀立場看待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和人生。許次紓的這一觀點傳達出茶不僅僅是文人表達自身獨特的人文意趣的載體, 更是一種自利利他的飲品, 如何通過飲茶, 并籍由茶傳達人間最樸素本真的善與美, 從茶自身的特質, 進行探究則顯得尤為必要。

          《茶疏》對飲茶環境也即茶寮的選擇亦凸顯鮮明的美學色彩。從茶寮的地點、寮內爐灶、茶幾的布置等各個方面都無一不具有主體意識上的審美選擇與匠心安排。“小齋之外, 別置茶寮。高燥明爽, 勿令閉塞”, [1] (P129) 飲茶環境的要求, 一方面與茶的自然本性相一致, 因為茶來自于自然山川, 其屬性之美具有自然之境, 而更為開闊的飲茶環境則彰顯茶葉之本性的天人合一。但是, 這種自然環境又不是完全脫離人的生活本身。許次紓指出了飲茶之境, 應是“心手閑適, 披詠疲倦, 意緒紛亂, 聽歌拍曲, 歌罷曲終, 杜門避事, 鼓琴看畫, 夜深共語, 明窗凈幾, 洞房阿閣, 賓主款狎, 佳客小姬, 訪友初歸, 風日晴和, 輕陰微雨, 小橋畫舫, 茂林修竹, 課花責鳥, 荷亭避暑, 小院焚香, 酒闌人散, 兒輩齋館, 清幽寺觀, 名泉怪石”, [1] (P134) 不宜近“陰室、廚房、市喧、小兒啼、野性人、童奴相哄、酷熱齋舍”。[1] (P138) 這種刻意為之的清靜幽獨的茶境, 既成一體又不脫離世俗。所以, 從飲茶方式中我們可以發現, 雅與俗在明人的生活和審美方式中呈現日漸融合的趨勢:既有“鼓琴看畫”的大雅, 亦有“佳客小姬”的大俗;既有“茂林修竹”的清幽, 又有“兒輩齋館”的家常。世俗中保持自性, 雅致中尋求真味, 這是明人對飲茶環境的審美追求的生動體現。這樣的品飲環境宛然一個身心體驗的道場, 茶湯的美味、茶葉的香氣, 已不僅是滿足味覺、嗅覺, 更多是透過五官感覺與心靈的統合, 產生微妙的美學境界。明代的文士, 將此品茶空間稱為“茶寮”。明人楊慎謂“僧寺茗茶曰茶寮。寮, 小窗也。”[7] (P3) 茶寮在文人心中的地位, 吳智和先生有很好的解釋:“如果說, 哲理思考、文學創作、史學著述是傳統文人安身立命的寄托方式之一, 則茶寮在文化生活史上應予特別的重視, 因為飲茶生活無疑是文人靈感、性靈的藉助物之一。”[8]這些關于茶境的描述, 我們可以看出明人擅于從飲茶這一生活的細微小事中得到啟示, 并從對恬淡靜謐的環境的欣賞中獲得超悟。“他們所品味的不僅僅是淡雅高潔的茶藝和清逸幽深的自然環境, 而是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自己的人生境況”。[9]

          當人們將茶飲不僅僅作為一種自我味覺的滿足, 同時亦將其作為一個重要的精神修養及與他人情意互動的過程時, 茶就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涵。一次簡單的飲茶活動中, 由于賓主彼此之間心意相交和精神互動, 進入到彼此的心靈與精神世界之中, “素心同調, 彼此暢適”, [1] (P125) 只有心性修養、趣味相投之人方可成為茶侶, 才能在“清言雄辯”中體味飲茶的樂趣。唐宋時期也注重茶侶的選擇, 但是一般只言及茶客的人品、修養, 明人在此基礎上對茶客人數的多寡、茶友的選擇等都有要求, 而且這種要求體現出較強的精神需求。許次紓在《茶疏》中特別強調, 以茶會友的過程其實是惺惺相惜、心意相交的情感精神的互動過程。因為, 此時的飲茶已經從個體的清趣走向了社會交往的層面, 茶既是本體, 又是一個重要的載體。茶友們在共同的品茗交流中, 不僅體會當下茶湯的真滋味, 更要一起體驗生命中放空的瞬間。

          結語

          如果說唐朝陸羽的《茶經》和宋朝趙佶的《大觀茶論》, 這兩部茶論典籍開創了唐宋兩個時期文人論茶的重要端的, 明代許次紓的《茶疏》則開始從茶事本身上升到對茶事與文人的生活方式相結合的藝術審美的整體追求之中。《茶疏》中既記載了茶的形而下的生長、采摘、制造、品飲的過程, 又升華了對茶之品味、飲境、茶侶的精神追求。茶除了品飲的功效之外, 更重要的是精神內涵的修養, 也是一種文化品格的深刻體現。文人對茗茶情有獨鐘, “他們既親著茶書、別泉鑒水、創制茶具、精研茶事;更將自身高超的審美感受力、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融入到日常茶事活動中, 將茶事活動發展成為藝術活動, 將茶事過程發展成為豐富的藝術審美與精神升華過程”。[10]《茶疏》的寫作與傳播不僅代表了明代文人對茶事審美追求的境地與理想, 亦極大地促進了后人對明代茶事文化內涵的深厚理解、傳承與廣泛傳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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