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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執行前的反壟斷法評估機制研究
        發布時間:2018-10-19

          摘    要: 團體標準包括聯盟標準和協會標準兩種基本形態, 團體標準專利政策是標準化組織解決標準涉及專利問題的自我規制措施。美國司法部商業審查函規則構建了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反壟斷法事前評估機制。“UHF RFID商業審查函”主要評估了聯盟標準的內部關系, 包括必要專利的條件、必要專利的更新規則和獨立管理人機制。“IEEE商業審查函”主要評估了協會標準的外部關系, 包括禁令的適用、合理許可費的確定、所有合標許可和回饋授權。我國應在宏觀方面構建事前評估機制, 軟化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反壟斷規制規則;微觀方面制定反壟斷指南, 評估團體標準專利政策的具體內容及其影響。

          關鍵詞: 團體標準; 專利政策; 反壟斷法; 事前評估;
         

        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執行前的反壟斷法評估機制研究
         

          Abstract: Group standard includes alliance standard and association standard.Patent policy is the selfregulation measures of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standard involving patent.The rules of business review letter of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nstructed prior evaluation on the patent policy of group standards from anti-monopoly law.“UHF RFID business review letter”focuses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the alliance standards, including aspects of the conditions for essential patent, the update rules of essential patent, and the independent manager rule.“IEEE business review letter”focuses on the external relationship of association standards, including applicable of prohibition order, the determining of reasonable license fee, all compliant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reciprocity-grant-backs rule.In China, at the macro level, we should build prior evaluation mechanisms to soften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rules for patent policy of group standards.At the micro level, we should develop guidelines to evaluate details and its impacts of group standard patent policy.

          Keyword: group standards; patent policy; anti-monopoly law; prior evaluation;

          2015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將“培育發展團體標準”作為標準化體制的重要改革措施, 鼓勵各類社會組織和產業技術聯盟制定團體標準, 并支持專利融入團體標準, 以推動技術進步。實踐中, 標準的制定與實施越來越難以避開專利技術, 各類標準化組織通過制定專利政策解決標準涉及專利問題。然而, 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可能會限制、排除競爭, 進而引發反壟斷法問題。于是, 標準化組織傾向將其專利政策在實施前提交反壟斷執法機構進行事前評估, 以防患于未然。本文首先探討團體標準形態及其專利政策, 在此基礎上以兩則美國司法部商業審查函為例, 分析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反壟斷法事前評估機制, 最后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提出我國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反壟斷法事前評估機制構建與完善的建議。

          一、團體標準及其專利政策

          (一) 團體標準形態:聯盟標準與協會標準

          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將標準制定程序視為各利益相關方“協商一致的過程”。因此, 標準化是一集體性活動。對團體標準而言更是如此, 通過團體各成員協商一致制定自我規制規則, 實現團體標準的自治。具體來講, 團體標準主要表現為聯盟標準和協會標準兩種基本形態。

          20世紀下半葉以來, 行業領先企業通過組建聯盟制定標準, 已成為國際標準發展的重要趨勢。標準聯盟的形成和運作可以有效創造先動者優勢, 從而解決知識產權的私人財產與標準的公共屬性之矛盾, 也可通過多個市場主體共擔技術標準化風險, 提高研發效率, 共享創新成果。由多家企業組成聯盟制定的標準可通稱為聯盟標準, 聯盟標準是團體標準的基本形態之一。標準聯盟是一種契約型聯盟, 聯盟成員之間通過相互協商簽訂合同, 按照合同約定進行權利義務分配。標準聯盟的治理是通過各成員間的“談判力”實現“組織租金優化配置”[1]。擁有多項專利意味著較大的“談判力”, 因為標準聯盟的治理結構本質上是一種合同治理, 作為合同當事人的聯盟成員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聯盟成員間權利義務的配置須遵守等價有償的基本原則。

          制定協會標準的主體主要有兩類:一是具備相應能力的學會、協會、商會、聯合會等行業協會;二是專門的標準化組織。前者一般制定行業領域的專業標準, 后者一般制定綜合標準, 二者制定的標準可通稱為協會標準。協會標準與我國現行《標準化法》框架下的行業標準是不同的, 協會標準的實施不具有法律強制力, 企業完全按自愿原則決定是否采用。強制性行業標準屬于技術法規范疇, 具有法律強制力。由于協會組織比政府部門更貼近企業和市場, 協會標準因而更具先進性。協會標準制定程序的開放性和透明性, 可調動企業、消費者、專家等各類參與者的積極性。在美國, 民間組織為主體是其標準化體制的最根本特色, 以美國國家標準學會 (ANSI) 及其認可的科學和專業協學會、貿易協會、測試和認證組織等二百多家標準化組織制定的協會標準構成了美國標準體系的主要部分[2]。與標準聯盟的合同治理結構相比, 制定協會標準的社會組織一般具有較為正式組織結構, 且多為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社會團體。協會組織治理本質上是一套同行企業的相互聯合, 成員將部分權利讓渡授予一個中心組織, 以增強共同利益, 通過組織化管制行業內行為, 使行業成員間的關系有序化。如果將協會標準視為行業領域內各利益相關方共同遵守的“軟法”, 協會標準的制定過程也可理解為一個“立法過程”。協會組織的這種“立法權”是一種社會權力, 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是社會權力的重要載體之一。社會組織通過完善的組織結構和自律方式提升公眾信任度, 并增強其自身的社會權力[3]。會員吸引、人事選拔、財務管理以及議事決策等機制均是行業協會組織治理的核心機制[4], 由此方能保障制定協會標準的權威性和合法性。

          (二) 團體標準與專利的融合:標準專利政策問題

          隨著專利技術的迅速增長和集中分布, 以及標準在各產業領域基礎設施作用的日益凸顯, 加劇了標準與專利的融合趨勢。一方面, 在標準制定過程中, 專利權人會積極將其專利融入標準之中。標準的廣泛實施可以帶動專利技術的普及, 專利權人便可通過更多授權獲得許可費收益。不僅如此, 專利權人還可憑借其對標準的合法壟斷力, 控制許可受權, 阻止競爭對手進入市場來獲得市場優勢。由于一項技術包含的多項技術方案往往分別為不同專利權人所掌握, 專利權人將其專利融入標準之中, 可能并非基于專利的“技術貢獻”, 因為此時的專利技術不僅是許可費收入的來源, 還為不同專利權人之間的交叉許可提供了便利[5]。還有證據表明, 專利權人對標準制定過程的積極參與增加了其專利技術作為必要專利 (Essential Patent) 進入標準的可能, 而必要專利是標準實施不可回避的專利, 即在經濟上或技術上都沒有可替代的非侵權技術方案[6]。另一方面, 專利進入標準在客觀上已變得難以避免。在今天的知識經濟時代, 標準的制定與實施已無法脫離專利, 難以逾越專利叢林 (Patent thicket) 。標準化組織在制定標準時要求專利權人放棄其專利是不可行的, 這樣還可能會限制或者阻礙技術創新和技術傳播。

          鑒于此, 標準化組織會通過制定專利政策解決標準涉及專利問題。團體標準專利政策是標準化組織編寫的文書, 是以合同為基礎的協議。專利政策對選擇加入標準化組織的專利權人具有約束力, 并能夠為作為潛在被許可人的眾多標準實施者提供合同保障。一個開放且以全球市場為基礎的標準化組織所制定的專利政策不僅要保護專利權人和標準實施者的利益, 還要表達標準化領域的社會公眾利益。作為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結果, 團體標準專利政策設置的權利義務內容應當明確, 應當能夠被專利權人和標準實施者一致性地理解, 如果法院對專利政策的解釋與設計者初衷完全不同, 或者不同法院對專利政策有著不同的解釋, 將會最終危害標準的公共特性[7]。總的來看, 團體標準專利政策是以協商民主為基礎的, 因而獲得了很大程度的合法性。

          標準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技術規范, 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屬性, 專利則具有鮮明的私有財產性質。通過標準的廣泛實施而擴張專利權的市場壟斷力是反壟斷法關注的核心問題。當團體標準專利政策為專利權人和標準實施者之間配置的權利義務有失偏頗, 以致助長專利權人濫用專利權從事限制、排除競爭行為時, 可能會觸犯反壟斷法。因此, 標準化組織傾向在其專利政策實施前, 將專利政策提交反壟斷執法機構進行評估。通過反壟斷執法指出專利政策涉嫌違反反壟斷法的具體內容, 幫助標準化組織進行事前糾正。對標準化組織而言, 這種事前的非正式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可防患于未然。在美國, 司法部商業審查函規則已構建起了團體標準專利政策的反壟斷法事前評估機制, 降低了團體標準專利政策違反反壟斷法的可能, 為團體標準的制定及其廣泛實施提供了良好制度環境。

          二、聯盟標準專利政策的反壟斷法事前評估:關注美國“UHF RFID商業審查函”

          一家名為“EPC global”的標準化組織于2004年發布了下一代UHF RFID標準 (以下簡稱“Gen-2標準”) , 主要用于自動識別和采集數據。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在2006年將Gen-2標準采納為國際標準的部分內容, 隨后該標準得到廣泛實施。由于實施Gen-2標準會侵犯許多為不同企業所擁有的專利權, “法國電信”、“惠普”、“LG”和“摩托羅拉”等七家專利權人組建RFID聯盟有限責任公司 (以下簡稱“Gen-2標準聯盟”) 以向標準實施者聯合許可實施Gen-2標準所必需的專利技術。參加聯盟的各企業均擁有一項或多項Gen-2標準的必要專利, 并授予該聯盟非獨占性地許可其專利。2007年11月, Gen-2標準聯盟就其采取聯合許可的專利政策向美國司法部遞交了反壟斷商業審查函 (即“UHF RFID商業審查函”) 。經過評估, 司法部對Gen-2標準聯盟的專利政策持肯定態度 (1) , 認為這一專利政策降低了專利權人通過限制專利許可而阻礙或延遲標準實施的可能, 節省了專利權人和標準實施者之間許可協商的交易成本, 有利于促進競爭和維護消費者利益。具體來講, 美國司法部主要評估了Gen-2標準聯盟專利政策的以下三個方面問題。

          (一) 必要專利:進入聯盟標準的基本條件

          Gen-2標準聯盟專利政策規定, 擁有至少一項被獨立專利評估專家認定的必要專利是加入Gen-2標準聯盟并參與專利聯合許可的基本條件。專利政策還規定, 專利權人應與聯盟簽訂“參加人協議”, 該協議要求專利權人同意將其必要專利通過聯盟非獨占性地許可給標準實施者。Gen-2標準聯盟專利政策規定, 必要專利對標準不僅是“必然的”必要, 即遵從標準會不可避免地會侵犯該專利, 而且是實際可行的必要, 即該專利技術沒有經濟上可行的替代技術選擇。此外, Gen-2標準聯盟的結構能夠有效維護專利評估專家判斷Gen-2標準中專利“必要性”的獨立性和權威性。Gen-2標準聯盟各成員可以邀請專利評估專家重新評估之前做出的決定, 但無論專家認定結果如何, 其決定都是有約束力的。由專利權人承諾或者經過獨立專家評估來論證專利的必要性也符合標準化組織一貫的“不介入原則”, ISO與國際電信聯盟 (ITU) 、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 三大標準化組織聯合制定的《ITU-T/ITU-R/ISO/IEC共同專利政策實施指南》強調他們“不可以提供有關專利或類似權利的真實性、有效性或范圍的權威性或綜合性的信息”, 而是希望專利權人或其他各方披露這些信息 (2) 。美國司法部認為, Gen-2標準聯盟專利政策將必要專利作為專利權人加入聯盟的基本條件, 并設置了相應的監督規則, 可以有效防止非必要專利進入聯合許可范圍, 防止專利權人的“搭便車”等限制競爭行為。

          (二) 必要專利的更新規則

          聯盟標準中的必要專利不是一成不變的, 有兩種情況會導致必要專利的變動, 一是更有效或更經濟的專利技術出現;二是具有可替代性的非專利技術出現。對前者而言是更換必要專利, 對后者而言則是直接將“必要專利”剔除。Gen-2標準聯盟專利政策規定, Gen-2標準聯盟并不審查必要專利的有效性, 但最終被判定為無效或不可強制執行的專利將被剔除。如果專利權人有任何關于必要專利有效性的信息, 則有義務通知聯盟。美國司法部認為, 根據Gen-2標準聯盟專利政策規定, 有兩個因素可以降低對具有替代性技術的排斥影響。其一, 聯盟、聯盟成員、標準實施者及其他各方都有權對必要專利的“必要性”提出質疑。因為許可使用費計算的依據之一是專利池中專利的數量, 聯盟成員有動力去監督專家的評估工作, 積極發現并報告任何具有可替代性的專利技術或非專利技術。其二, 評估專家也會定期重新審查自己以往的評估工作, 如果具有可替代性技術出現或者被發現, 相應的“必要專利”技術將會被剔除。

          (三) 獨立的專利政策管理人機制

          標準聯盟有時會委托其成員代表聯盟管理專利政策, 標準聯盟也可將所有成員的專利權集中授權給一個獨立的公司, 由該公司獨立管理聯盟的專利政策[8]。Gen-2標準聯盟成立了獨立的專利政策管理人, 這可有效防止專利權人之間相互勾結, 降低了專利權人之間協同行為的反競爭危害。因為由獨立專利政策管理人匯集并管理專利產品的制造與銷售數量、類型、地點等方面的商業信息, 有利于防止標準聯盟成員直接獲得其他專利權人和標準實施者的商業信息。美國司法部指出, 如果沒有上述獨立專利政策管理人, 而是由聯盟管理委員會承擔專利政策管理人角色, 聯盟現有的組織結構將不能有效保護其他專利權人和標準實施者敏感的商業信息, 專利權人則會容易獲得此類商業信息并用來破壞競爭。

          三、協會標準專利政策的反壟斷法事前評估:關注美國“IEEE商業審查函”

          美國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 (IEEE) 是著名的國際標準化組織, 該組織制定的IEEE標準屬于協會標準。IEEE曾就其專利政策于2007年向美國司法部申請反壟斷法審查。2014年9月, IEEE向美國司法部提交了修訂后的專利政策 (以下簡稱“新版政策”) , 以尋求反壟斷執法機構對“新版政策”的執法態度 (3) 。經過評估, 司法部認為“新版政策”通過促進專利權人與標準實施者之間的許可談判、緩和劫持和許可費疊加以及促進被納入標準技術之間的競爭, 對競爭和消費者利益具有積極影響, 沒有得出該政策會損害競爭的結果。美國司法部重點評估了“新版政策”中禁令適用、合理許可費的確定、所有合標使用以及回饋授權等四個方面問題。

          (一) 禁令是否適用

          “新版政策”認為專利權人與標準實施者間的自愿協商許可協議是首要選擇。當雙方不能就許可條款協商一致, 而需求助中立第三方解決專利有效性、侵權爭議等糾紛時, “新版政策”認為, 接受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 (以下簡稱FRAND原則) 的專利權人不應尋求禁令救濟, 即請求法院裁定標準實施者停止使用其專利技術。專利權人僅應就合理許可費的確定以及專利有效性、可執行性、必要性和是否被侵權等問題訴請法院做出裁判。這一立場與美國法院對FRAND原則的認識是一致的, 這使得做出接受FRAND原則的專利權人難以在侵權訴訟中獲得禁令救濟。司法部認為“新版政策”的該這一規定不會限制競爭, 為FRAND原則下有關禁令的適用提供了更清晰的界限, 進而會促進許可談判, 減少專利侵權訴訟, 保護標準實施者利益, 并使許可雙方有能力達成基于專利技術價值的互利交易。

          (二) 合理許可費的確定

          許可費的確定是FRAND原則的核心問題。實踐中, 專利權人和標準實施者對于FRAND原則下許可費的理解存在巨大分歧, 很難在談判中達成一致意見。在微軟訴摩托羅拉案 (4) 中, Robart法官認為, FRAND原則下的許可費應有助于標準的推廣實施, 確定許可費的方法應盡量降低“專利挾持” (Patent Hold-Up) 風險, 并應保證專利權人獲得合理回報, 但應僅限于基于專利技術的經濟價值。

          “新版政策”規定了合理許可費的決定因素, 即對專利權人必要專利的合理補償, 并排除因將專利納入IEEE標準而產生的額外價值。這意味著從許可費中排除標準實施者從標準技術轉換使用其他技術而產生的轉換成本或不可操作性成本。司法部認為該規定符合FRAND原則的目的, 即向專利權人提供適當補償, 同時確保標準實施者不用支付產生的劫持價值 (hold up value) 。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也表示, “專利權人的許可費必須基于專利功能的價值, 而不是專利技術被納入標準而產生的任何價值。” (5) 因此, 該規定降低了專利權人通過劫持標準實施者, 從而獲得較標準制定前許可使用費更高價格或更有利條款的可能。因此, 司法部認為“新版政策”這一對合理許可費的確定規則不會損害競爭。

          (三) 所有合標使用

          “新版政策”要求接受FRAND原則的專利權人對任何“合標使用”許可其專利, 這意味著專利權人不得對在任何生產階段實施IEEE標準的企業拒絕許可其專利。根據這一規定, 計劃生產符合IEEE標準產品的實施者, 以及投資研究IEEE標準的相關方將會合法使用標準中的必要專利技術, 這將會促進符合IEEE標準產品的競爭和創新, 有利于消費者利益。盡管該規定不同于以往傾向對終端產品的制造商進行許可的方式, 但“新版政策”并未限定對不同生產階段標準實施者的許可的具體條款內容。也就是說, 專利權人對不同生產階段標準實施者的許可費不必盡然相同, 這樣的差別待遇是合理的。但“新版政策”強調, 任何情況下, FRAND原則下的許可費都應體現專利技術的價值。如果專利技術價值未在上游生產階段的許可費中得到回報, “新版政策”并不阻止專利權人進行某些必要的類似調整。司法部認為, 該規定比較清晰地明確了任何IEEE標準實施者均可依據FRAND原則獲得許可, 也合理顧及到專利權人的利益, 不會損害市場競爭。

          (四) 互惠—回授規則

          互惠—回授 (Reciprocity—Grant-backs) 也被稱為“回饋授權”, 是指在專利許可關系中, 被許可人同意許可人有權使用其通過對許可專利技術研發改進的而獲得專利技術[9], 即許可人與被許可人互為許可關系。從反壟斷法來看, 這種互惠—回授的安排可以促進許可雙方共享創新成果, 對市場競爭具有積極意義。作為專利許可合同條款的互惠—回授安排屬于當事人意思自治范疇, 不宜受到反壟斷法的過度干預。但是, 不恰當的互惠—回授安排也可能會構成專利權濫用, 違反反壟斷法。“新版政策”允許專利權人要求標準實施者將其屬于同一標準的必要專利回授許可給專利權人。該規定避免了如下擔憂, 即標準實施者利用專利權人對FRAND原則的承諾, 通過主張其拒絕接受FRAND原則許可其研發的新專利技術, 從而阻止專利權人對這一標準的實施。“新版政策”禁止專利權人要求標準實施者將不屬于同一標準的專利技術回授許可給專利權人, 且禁止專利權人強制標準實施者接受其他非必要專利的許可。這一禁止規定降低了專利權人強制標準實施者就不同專利實施交叉許可的可能, 防止專利權人實施反競爭捆綁行為。司法部認為, “新版政策”通過允許專利權人和標準實施者自愿交叉許可和回授許可, 保護了這些許可方式的積極效率, 也解決了強制交叉許可和強制捆綁行為損害競爭的擔憂。

          四、我國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反壟斷法事前評估機制的構建

          目前, 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以《反壟斷法》為核心的標準化活動反壟斷規制框架。《關于禁止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規定“經營者不得在行使知識產權的過程中, 利用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從事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 并禁止在標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通過“專利伏擊” (Patent Ambush) 和違背FRAND原則以拒絕許可、搭售等方式實施排除、限制競爭行為。與此同時, 團體標準專利政策日趨成為我國反壟斷執法工作的重要內容。由于標準化活動具有重大的經濟社會效益, 反壟斷法對標準化活動的干預應持謹慎態度, 僅干預那些邊緣化的一些問題才是合適的[10]。因此, 我們應在現行立法框架基礎上, 從宏觀機制構建和微觀指南制定兩方面完善我國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反壟斷法事前評估制度。

          (一) 宏觀上構建事前商談機制, 軟化反壟斷規制規則

          近些年來, 域外反壟斷法實施機制已呈現出從對抗式向協商式轉變的趨勢。由于反壟斷法規制的限制競爭行為是一種利弊并存的復合性行為, 限制競爭行為及其損害結果均呈現系統性特征。因此, 構建以協商制為基礎的實施模式是反壟斷法實施制度的較好選擇, 并可廣泛應用于反壟斷執法機構行使準立法權的規則制定和反壟斷行政執法等方面[11]。事前商談 (Pre-notification Contacts) 已廣泛應用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控制領域。當事人與反壟斷執法機構在經營者集中前進行的商談是一種非正式、非法定, 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程序機制, 該商談機制可有效促進當事人與反壟斷執法機構的有效合作, 降低反壟斷事后執法成本, 提高反壟斷審查透明度和執法效率, 對當事人而言, 可有效增進違反反壟斷法的可預測性, 進而避免或降低違法成本。

          在美國, 通過司法部商業審查函形式對團體標準專利政策進行事前反壟斷法評估的這一做法, 可為我們所借鑒。在市場主體開展標準化活動之前, 由反壟斷執法機構對團體標準專利政策進行反壟斷法事前評估, 能夠避免或降低標準化活動主體的違法可能。因為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內容十分豐富, 其對相關市場的影響也是復雜的, 既可能會產生促進競爭的積極影響, 也可能會產生限制競爭的消極影響。因此, 對團體標準專利政策的反壟斷法規制也不是一錘定音的, 需要詳細分析和綜合評估專利政策對市場競爭的雙重影響。對團體標準專利政策進行事前反壟斷法評估可以有效起到預警作用, 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告知當事人其專利政策是否具有違反反壟斷法的可能, 以及相對應的糾正措施。這一行政前置程序也符合公共行政商談模式, 公共行政可以應對技術風險評定所具有的事實與規范混合的復雜性。商談程序給標準化活動帶來合法性和權威性, 不僅源于它的民主性質, 更因為它是集體共同解決問題的“優先” (superior) 手段[12]。在我國, 宜以反壟斷執法機構為主導, 聯合國家標準化主管機構和知識產權主管機構, 構建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反壟斷法事前評估的商談機制。這一機制可以軟化標準化活動的反壟斷規制規則, 降低執法成本的同時, 更多顧及標準化活動的經濟社會效益, 也是反壟斷執法機構積極進行競爭倡導, 培育和傳播競爭文化的重要措施。

          (二) 微觀上制定指南, 細化反壟斷法評估思路

          《國家標準涉及專利的管理規定 (暫行) 》對政府主導制定的國家標準涉及專利問題處置規則作了規定。團體標準是市場主體自主制定的標準形式, 我國關于團體標準專利政策的反壟斷具體規定幾乎是空白。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于2016年3月發布的《團體標準化第1部分:良好行為指南》也僅對團體標準專利政策的基本規則做了原則性規定。目前, 我國宜制定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反壟斷法事前評估指南, 以積極引導團體標準化活動。首先, 反壟斷評估指南應對聯盟標準和協會標準的專利政策區別對待, 源于二者組織結構及其行為影響的本質差異。標準聯盟主要是由多個專利權人組成的契約型組織, 標準協會則是眾多成員以權利讓渡形式組建獨立性較強的組織結構。反壟斷指南應關注聯盟標準專利政策的內部關系, 防止專利權人之間達成壟斷協議, 實施反競爭的協同行為。對協會標準專利政策而言, 反壟斷指南應關注其外部關系, 防止專利權人實施不合理高價許可、差別待遇以及捆綁許可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上文兩則美國司法部商業審查函也遵循了這一評估原則。其次, 反壟斷指南可以借鑒歐盟《關于橫向合作協議適用<歐盟運行條約>第101條的指南》的做法, 對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可能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為以及不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的條件等諸多因素進行分析, 并通過以案說法形式進一步闡釋反壟斷指南在實踐中的適用問題[13]。在反壟斷執法經驗不足時, 制定團體標準專利政策反壟斷法事前評估指南可以給標準化活動以積極引導和正面示范, 還可避免選擇性執法帶來的負面影響[14]。當然, 反壟斷指南要對團體標準專利政策的雙重影響進行類型比較和綜合分析, 可以借助模擬案例和經濟學假設模型等技術工具, 細化反壟斷分析思路, 以對反壟斷執法機構和標準化組織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指導。最后, 在反壟斷指南框架下, 積極開展個案評估工作。反壟斷指南是對團體標準專利政策的一般性問題的回應, 個案評估則更多關注了實踐中的具體問題。在不侵害當事人商業秘密等私人權益的前提下, 可借鑒美國司法部做法, 將經申請并已評估的案例公開發布在網絡平臺或其他開放性媒體, 以供其他標準化活動主體參考, 這樣對后來者開展標準化活動具有示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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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athew Heim.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reatment of Standardization Agreements in the EC Guidelines on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EB/OL]. (2011-09-22) [2016-10-16].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file/view/6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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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See UHF RFID Business Review Letter of U.S.Department of Justice.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busreview/238429.pdf. (最后訪問時間:2016-09-06) 。
          2 See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on Patent Policy for ITU-T/ITU-R/ISO/IEC.http://www.iec.ch/members_experts/tools/patents/documents/ITU-T_ITU-R_ISO_IEC_Common_Guidelines.pdf. (最后訪問時間:2016-05-16)
          3 See IEEE Business Review Letter of U.S.Department of Justice.http://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opa/press-releases/attachments/2015/02/02/ieee_business_review_letter.pdf. (最后訪問時間:2016-09-08) 。
          4 See Microsoft Corp.v.Motorola, Inc., 696F.3d872 (9th Cir.2012) .
          5 See Ericsson, Inc.v.D-Link Sys., Inc., 773F.3d1201, 1232 (Fed.Cir.2014) ;Microsoft Corp.v.Motorola, Inc., No.C10-1823JLR, 2013 WL2111217, at*12 (W.D.Wash.Apr.25,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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