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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海法師愛國愛教行為、特征及其意義
        發布時間:2020-02-11

          摘    要: 縱觀能海法師的一生,兩次赴藏求法,全國多地弘法,翻譯顯密圣典,依法建樹法幢,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佛教,都有重大建樹,特別是其愛國愛教的思想與實踐,堪稱后世學習的典范。能海法師愛國愛教思想主要包括:愛國先于愛教,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設立譯經學院,譯傳漢藏佛典;建立金剛道場,注重顯密雙弘;建立僧團制度,重視僧才教育;國際弘法傳教,推進文化交流;加強民族團結,促進漢藏融合;重視生態平衡,積極植樹造林等。能海法師的愛國愛教思想對新時代如何堅持以中國化方向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如何堅持理論結合實踐的教育模式培養新時代社會主義高素質僧才,如何堅持以愛國愛教思想發展新時代統戰工作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 能海法師; 愛國愛教思想; 高素質僧才; 當代價值;

          Abstract: In his lifetime, Master Nenghai went to Tibet twice to seek dharma, propagated dharma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ranslated sacred scriptures, and built dharma buildings according to religious requirements.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both society and Buddhism, and his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loving his country and religion, in particular, can be regarded as a model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learn. Master Nenghai′s thoughts are mainly 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weighing love for the country over the love for religion in his support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tting up a school for translating scriptures and transmitting Sino-Tibetan buddhist scriptures; establishing the king Kong Ashram and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ity of both esoteric and exoteric doctrines of Buddhism; establishing the monastic community system and valuing the education of monks;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work; strengthening ethnic unity and Sino-Tibetan integration; emphasizing the ecological balance, and actively planting trees etc.Master Nenghai′s patriotism and love of religion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us to insist on how to guide religion to adapt to socialist society in the direction of Sinicization in the new era, how to insist on the education mode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o cultivate socialist high-quality monks in the new era, and how to insist on developing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new era with patriotism and love of religion.

          Keyword: Master Nenghai; patriotism and love of religion; high-quality monk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作為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一位愛國愛教的佛學大師,能海法師的一生充滿了救民于水火、救國于垂危的家國情懷和振興佛教、融合顯密的弘法精神。能海法師,1886年出生于四川綿竹漢旺場,俗姓龔,年幼父母雙亡,與長其10歲的姐姐相依為命[1]1。當時中國正處于晚清政府腐敗墮落和愛國志士變法維新的格局中,不幸的身世,觸動著法師幼小的心靈和對生命無常的認知;動蕩的社會,牽動著法師愛國的情愫和對和平生活的向往。這些都對能海法師愛國愛教思想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棄商從戎與實業救國:能海法師出家前的愛國思想與實踐

          能海法師自幼聰穎,在私塾讀書期間,便留心國家大事。能海法師環顧家國積貧積弱,小小年紀便立志尋覓救國之道。

          (一)棄商從戎

          1899年,14歲的能海法師在“戊戌變法,志士被害,舉國震動”[1]1的大變革中,體會到國事日非,民不聊生,毅然離開家鄉,去成都恒升通商號做學徒。東家喜歡他聰明,“令隨其私塾師學,亦受器重。數年,遂通諸子。又自博覽新出書刊,愛國熱忱,與日俱增”[1]1。然而,針對國家政局腐敗、外敵侵略、民不聊生的垂危局面,能海法師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棄商從戎,并于1905年考入陸軍學校。1907年畢業以后,能海法師當過探長、營長、講武堂教官、團長等軍職。“經師治理,盜匪悉平,民獲安靖,師乃辭軍返渝。”[1]2可見,能海法師治軍有方,業務素質過硬,具有一定的領導才能。
         

        能海法師愛國愛教行為、特征及其意義
         

          (二)實業救國

          1914年,袁世凱陰謀竊國,羈縻異己將帥,能海法師也在其中。于是能海法師改習園藝,希望以實業富民。1915年,恰逢機緣,能海法師東渡日本,考察日本的政治和實業。然而,到了日本他卻對那里盛行的佛教頗多感觸,于是,在日本只待了半年便回到了北京。能海法師認為實業救國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取的,遂志于佛法救國,通過佛法救治人心,人心純正則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二、以佛救國與顯密雙修:能海法師出家后的愛國愛教思想與實踐

          能海法師初聞佛法是在1914年任營長時,在成都三義廟聽佛源老法師講經說法,深受感觸,大為信服。“此師最初入佛之因緣。”[1]2再者是深感日本佛教盛行,能海法師于是潛心佛法,追求人生真諦,利他自利。最后是在北京大學聽聞張克誠先生講授佛教哲學而如獲至寶,認為自己找到生命的歸宿和救國救民的良方。能海法師曾曰:“每聞鐘聲,輒動出家之念!”[1]4于是在1924年,在兒子述成出生后的第40天,能海法師便決心出家,禮重慶天寶寺住持佛源老法師為剃度師,法號能海,字闊初。

          (一)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求法與弘法實踐

          自從1925年在寶光寺貫一老和尚那里受具足戒之日起,能海法師便滿心歡喜,立誓愿內護佛教正法,外利有情眾生。能海法師第一次接觸密乘經論是在北京雍和宮,那時起便發起學密之心。當得知“西藏佛法極為豐富,漢地未譯者,藏地均有,漢地已譯而藏地闕如者甚少,故學法應至西藏”[1]5時,遂決意赴藏學密法,要將其傳入內地,發揚光大。

          1.能海法師兩次赴藏求密法。

          能海法師曾兩次赴藏學密,每次求法都九死一生,卻都因心誠與精進而大有收獲。第一次入藏求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所去之地是康定。1926年正月,與瑤師、巡思師、永光、果蓉、傳品共六人一起入藏。到藏地后師號云登嘉措,意為功德海。先請雜哇格西為師,用因明書,預習藏文,后隨巴格格學藏文、《比丘戒》《菩薩戒》等戒律,并經灌頂,受度母等密法[1]6。1927年又依止降陽清丕仁波卿學《六加行》《朵馬儀軌》等。第二階段,所去之地是拉薩。1928年6月,能海法師與永光、永輪和永嚴共四人赴拉薩學密。盡管是從康定出發,但路途艱險,翻越多個山頭,用了三個月時間才到達。能海法師跟隨康薩仁波卿喇嘛系統學習密法,學習五年而深得以《現證莊嚴論》為主的顯法和以《文殊大威德儀軌》為主的密法心要。

          能海法師第二次入藏的第一要務是請康薩喇嘛來內地弘法。這次的艱難程度甚于第一次,是能海法師在去的路上墜馬。康薩喇嘛因病而不能去內地傳法,但康薩喇嘛授予了能海法師四百多種大灌頂,而且半年內傳完各種儀軌,金科、護摩、壇場等無一不備。更為重要的是,康薩喇嘛將平生弘法之衣服法器,如三衣、東嘎、披單、裙子、缽、法螺、寶瓶、妥巴、鈴杵、靴子及顯密法寶,全部傳予上師,并允到內地弘法[1]29。可見,能海法師通過兩次入藏求法,歷經艱難險阻,克服重重困難,最終學到了藏傳佛教格魯派正宗的顯密佛法,獲得了宗喀巴大師二十九代的嫡傳殊榮。

          2.能海法師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弘法實踐。

          新中國成立之前,能海法師的弘法道場主要以四川成都近慈寺為主,他還在上海海潮寺、敬業社,重慶長安寺、大慈寺,山西五臺山廣濟茅篷、廣濟寺、善財洞,武漢萬光寺,綿竹西山云悟寺,彭縣太平寺等弘法。1937年年底,能海法師用三個月的時間,將年久失修的近慈寺修繕一新,后又經六年時間,將其擴建為殿宇林立的大寺院,成為內地首創的黃密根本道場。能海法師在各地弘法講經的同時,還注重譯經印經這一重大佛事。據相關統計,能海法師一生共將藏文佛經譯為漢文者達78種,如《律海十要》《定道資糧》《事師五十頌》等等。

          (二)新中國成立之后能海法師的顯密雙弘與漢藏融合

          如果說新中國建立之前的主道場是近慈寺的話,那么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能海法師則將弘法主道場轉向山西五臺山廣濟寺、清涼橋。能海法師在1934年左右曾初次到五臺山學習、講經,被這里顯密雙修的佛教圣地深深吸引,之后由于抗日戰爭爆發,不得不輾轉回四川近慈寺弘法。新中國成立之后,能海法師赴五臺山廣濟寺安居、弘法,受能悟師邀請去清涼橋考察,深感此處清凈,可建道場。1953年,能海法師上五臺山開辦道場,選定清涼橋吉祥律院,傳戒弘戒,進修定慧,一尊近慈寺規[1]40。面對一切都百廢待興的中國佛教現狀,能海法師在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后,積極地、深入地了解全國各寺廟的情況,處理全國佛教事務;后是連續幾屆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山西省政協委員,尤其注重以戒律統一全國各族佛教徒的思想,積極引導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促進漢、藏佛教在各地融合發展。

          新中國成立之后,能海法師除講經弘法之外,還十分注重僧才教育和修行實踐。能海法師常說:“寺廟首應培育僧才,若要法流流傳,必須培養年輕一代。”[1]78針對僧人不同年齡段的特點、不同的根器,能海法師認為“沙彌、青壯比丘宜多學,老僧宜專修”[1]78。能海法師傳法非常嚴格,不僅在戒、定、慧三學中極為重視戒學,而且70歲高齡還在五臺山高寒的清涼橋譯經講律,遵循著善巧方便的原則接引學人、教育僧才[2]。能海法師平日常告誡僧俗弟子說:“如來住世,以佛為師;如來滅后,以戒為師。”[1]61無論是在近慈寺還是在五臺山吉祥律院,能海法師都住持正法、紹隆佛種,依戒修行,特重男女界線。盡管生活清苦,但是僧眾都艱苦樸素、十分團結,法堂上也紀律嚴明、秩序井然。能海法師還特別關心小沙彌的學習和生活,常常以各種方式點化其智慧、督促其學業。總之,能海法師在五臺山等地弘法傳戒,并身體力行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使得藏傳佛教的“大般若宗”在漢地得以廣泛傳播。

          三、能海法師愛國愛教思想的主要特征

          能海法師一生愛國愛教,堪稱后世學習的典范。

          (一)愛國先于愛教,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

          佛教在不斷中國化的過程中,早已形成了愛國愛教的傳統。對于能海法師來說,出家前后都以愛國著稱于世,甚至其出家弘法也是因為在“強兵救國”“實業興邦”無望時做出的決定,以期在人生根本問題上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在能海法師心中,“愛國愛教,本來相得益彰;世法佛法,全可熔于一爐”[1]93,就其具體實踐來看,無愧于自己的誓言和國家。

          若遇愛國愛教似有先后之時,能海法師始終以愛國為第一。例如,1937年能海法師于太原講經,抗日戰爭爆發,能海法師曰:“國事要緊,應先修法御難,講經只能暫停。”[1]94土地改革中,師下令近慈寺僧:“絕不與農民爭土地!”[1]39解放前夕,能海法師在四川巴縣監獄以講經形式保釋了一批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對于已經被害的八位中國共產黨黨員,能海法師于解放后每燒護摩,必設八位烈士之蓮位,以超薦之[1]95。能海法師還對和平解放大西南立下了卓越的功勛。可見,能海法師時時處處愛國愛民,絕不因宗教之局部利益而影響人民之整體利益。“唯因師有如此堅定之愛國主義精神,更易得到人民群眾之敬仰。”[1]94正因為能海法師具有愛國愛教的美德,新中國成立后先后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全國人大代表和四川、山西省政協委員等。1959年西藏叛亂,能海法師在《人民日報》發表談話[3],表現出愛黨愛國的鮮明立場,得到國內外各界人士的尊敬,即使在1967年開始的十年動亂中受到嚴重折磨,也無怨無尤,安然若素,不愧為一代有修養有學問的、可歌可泣的愛國高僧。

          (二)設立譯經學院,譯傳漢藏佛典

          能海法師兩次赴藏求法,請回了大批藏文佛經,其中包括多部漢地從來沒有的,如著名的《宗喀巴三父子全集》等。作為一位可與唐三藏比肩的大翻譯家,能海法師不僅精通藏語,而且熟讀儒家經典和漢文佛經,因此所譯佛經,用語準確,文辭優美,行文流暢。無論是講經說法,還是開壇受戒,能海法師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翻譯藏文佛經,如此勤謹的誓愿和譯述方式,日積月累,翻譯出如《上師無上供養觀行法》《律海心要》《毗盧儀軌》等幾十部佛經[4]。為了藏經在漢地的傳播,為了漢藏文化的交流,能海法師建立了譯經院,專門從事藏文佛經的翻譯,同時也將漢文佛經翻譯為藏文。譯經院的建立,還增進了漢藏兩地僧人的接觸與交流,有利于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從1942年到1967年,能海法師翻譯和注疏經文多達80余種,為漢藏佛學融合和學術界對藏傳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之門,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三)建立金剛道場,注重顯密雙弘

          對漢地弘揚密藏法的道場,能海法師十分注重其政治性和民族性。比如,新中國成立前建立的近慈寺,又名護國金剛道場,寓意其藏傳佛教注重團結藏漢人民,如同佛教四大金剛護國安民、抵御外辱。他在上海、武漢、北京等地建立的金剛道場亦是此意,從名稱上就體現了能海法師愛國愛教的弘法精神。新中國成立后在五臺山建立的吉祥律院,則是能海法師在促進漢藏佛教融合發展的基礎上選擇的深山幽境,適宜僧眾深度修行,也體現出能海法師愛國愛教的另一個面相,即積極貫徹宗教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政策。此外,從殘破的舊址逐步修建成具有法堂、沙彌堂、大師殿、藏經樓和譯經院等宏大的弘法道場,更能體現出能海法師具有大無畏精神的弘法大愿大行和具有創新精神的佛教領袖風范。

          能海法師一生講經弘法無數,不僅法脈遍布全國,甚至流向國際,而且講得最多的一部佛經就是《仁王護國經》,可見其愛國愛民思想之一斑。能海法師為宗喀巴大師二十九代嫡傳,師法佛教正統,是融合大小乘法、注重顯密雙弘的大般若宗。具體來講,大般若宗思想主要有三點。第一,戒定慧三學起步,以戒學為第一。能海法師認為,戒學乃是宗大師藏密學的根本,以戒律為首修行才能最終由定成大智慧,才能在漢地弘揚興盛,其言“定道由戒律入手,乃格魯派之家風”[1]53就是強調三無漏學中戒學的重要性。這體現了法師對戒律神圣性的敬畏感和守戒護戒的虔誠心。法師以戒學接引學僧,從《皈依發心攝要頌》《三皈依觀法》《定道資糧》等佛經為入門經典,不僅要求學僧預習修行,而常以偈頌的形式講解,通俗易懂,易學易記。弟子隆蓮法師說:“師教弟子,多以偈頌,便于記憶。如60卷《四分律藏》巨著,亦集為頌文,使比丘弟子誦習。提要鉤玄,取精用閡,以少文攝多義。”[5]215可見能海法師對于戒學的重視,是以戒為師,“闡戒扶律”,依律修行的佛門法要。第二,注重大小乘兼學,以根本乘為中心的修學與實踐。一直以來,漢地佛教在判教上有大小之分,在修行上輕視聲聞、緣覺乘,自以為得大乘法,實則根基不穩,求佛學法如空中樓閣,難成大器。因此,能海法師特別強調根本乘,以別解脫律藏及阿含經等為主修佛典,以藏密佛學的實踐傳統啟迪漢地佛教的根本乘修行,促進了教理與實踐之間的融合,發展了佛教契理契機的修行。第三,從現證莊嚴、修持儀軌,發揚般若正宗。能海法師之教法,是從釋迦世尊以來一脈相承之教,法流極為清凈。所謂般若正見,即自釋迦世尊乃至歷代祖師輾轉相承之修行正路、經驗要訣[1]50。般若宗入道方便,首重師承,師承純正,法脈清流,言聽身教,盡顯三乘兼修,顯密圓融,善巧方便,循序漸進。能海法師始終以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為唯一準繩,在五臺山弘法利生,主講《菩提道次第科頌》《菩提道次第科表》《現證莊嚴論》《金剛經》《慧行刻意》《現證莊嚴論顯明義疏清涼記》等佛經,為五臺山藏傳佛教的發展和般若正宗的創立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可見,能海法師的大般若宗佛學思想法脈正宗,不僅使根本乘思想從邊緣化重新得到重視,而且在五臺山創立般若正宗,促進了藏傳佛教在五臺山的發展,也促進了漢藏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具有重大的愛國、愛教、愛人民的深遠意義。

          (四)建立僧團制度,重視僧才教育

          能海法師在漢地弘傳藏密佛教如此成功,離不開其重在學修的僧團制度和培養僧才的僧伽教育方法。關于僧團制度,無論是在近慈寺還是吉祥律院,能海法師都“不趕經懺,不作佛事,不置緣簿,不設讖筒”[1]77,將僧團重心都放在唯依三學、精進學修上面,故求學之僧與日俱增,他們“依戒熏修,不爭名利,不搞派系,難調者調,慚愧者安,一心為法,精進向上”[1]77。總體來講,僧團制度特色有三點。一是倡依戒修行,重男女界線。因為男女授受不親,女眾不得寺內過夜,不得單獨入師室,不得進入僧寮。女眾早晨八點后進寺,下午四點前須離寺。二是為正法久住,每位僧人必須皆持凈戒。能海法師為令正法久住,認為必先攝取于僧,僧依凈戒修行,而后方能令僧歡喜安樂。可見修持凈戒的重要性,故在能凈法師的倡導下,眾僧深明結戒大義,已將戒條化為行持,僧團上下六和相親,道風蔚然。三是認真執行羯磨制度。羯磨即集眾商議,如法辦事,具有如實體現民主集中的優點,足見如來所制辦法的善巧有義,大眾都樂于執行。此外,能海法師還設立了班首執事、懺罪制度、處罰辦法、半月誦戒、結夏安居、每年傳戒、讀帳制度、功德生源等,都合情合理,利于開展,大眾都信服、佩服。

          對于僧才教育,能海法師更是十分重視。“寺廟首應培育僧才,若要法流流傳,必須培養年輕一代。”[1]78能海法師從實際出發,根據學僧不同年齡段的學習特點而系統教學,故設立不同學堂。設沙彌堂,定七歲以上沙彌可入此堂學習,學沙彌戒、佛學、古文、算術、常識和藏文等。教學方式有問有答,有讀書背書,有作文記誦等。能海法師在教學時對沙彌嚴格要求,但在生活上卻倍加愛護,常以各種方式獎勵他們精進向上。設學事堂,用來接待外來比丘。設學戒堂,要學習至少五年。能海法師教育經論(如《比丘戒本》《比丘日用》《四分律藏》等)系統而嚴格,既考察品德又考察學識,全部合格者方可入加行堂。設加行堂,要學大儀軌和五大金剛,學《生起次第》《秘密伽陀》等,顯教要學《俱舍廣論》《現證莊嚴論》《瑜伽因明》等經論[6],重點培養的是能夠通講三學的講經法師。金剛院為最高級別的學習場所,不僅要學修《十三尊大威德》《圓成次第》等,還要入云悟山茅篷專修大儀軌。依此而成者,方可弘法傳教。可見,能海法師的教育思想是在吸取傳統佛教教育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僧伽現狀,并引入先進的教育理念,注重顯密結合、理論與修持相結合,從而培養出可以主持一方寺廟的僧才,如常隨能海法師的清定法師、宗順法師、隆蓮法師等。

          (五)國際活動弘法傳教,推進文化交流

          能海法師在國際的弘法與學術交流可分兩部分探討。其一是接受外國學人住寺聽聞佛法。如美國學人羅加思在馬悅然教授介紹下,來近慈寺請能海法師說皈依;比利時天主教徒二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也來寺里聽能海法師說法。其二是參加國際會議與宗教活動,促進國際間文化交流。如1952年出席維也納的世界人民和平會議,1955年在新德里出席亞洲國家會議,1956年接待日本佛教團來華訪問等。由于能海法師承般若正宗法脈,廣轉法輪,弘法效果影響國內外,既促進佛門正法在世間久住,也推進了國與國間的宗教與文化交流。

          (六)加強民族團結,促進漢藏融合

          能海法師一生弘法譯經,對漢藏佛教的融合與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首先,法師兩次赴藏求法,求的是藏文佛經和宗大師的藏傳佛法。與此同時,他還給藏地的百姓講授漢地佛法。例如,第一次求法時常給當地居士講授《楞嚴經》等佛經。此外,法師每次赴藏,都帶有弟子同去學法,如照通、融通、普超、正臨、清泉等都曾隨法師入藏學法[7]。其次,法師在近慈寺的譯經院不但翻譯藏文佛經,而且還將漢文佛經譯為藏文,供藏地佛教學習,培養了數以百計的精通漢藏文的譯經師,推動了漢藏佛教之間的融合發展,也促進了漢藏人民之間的交流。最后,法師為解放軍代表認真解答進藏的注意事項,為我國早日解放西藏做出了貢獻。

          (七)重視生態平衡,積極植樹造林

          能海法師自創辦道場以來,一直重視道場周圍的生態環境建設。首先,法師認為由僧人負責護林護廟,培植風景,保護文物是最合適的,因為僧人無家室之累,無榮利之爭,一心維護,最堪信托,完全符合宗教政策由僧人管理寺廟之規定[1]95。其次,法師勇于將理念化為實踐。把近慈寺周圍設為耕地,讓僧人種植勞作,不僅可以自力更生,而且適宜修學。在五臺山既發展畜牧,又積極植樹造林,每年為國家栽樹苗數百畝。清涼橋僧人在法師帶領下,積極生產,早晚禪誦,農禪結合,風氣蔚然全國。再次,法師還通曉法界的生態平衡和僧眾之間的和諧相處之道,曾發心修繕供有阿育王舍利的益州龍興佛塔,不僅得到當地政府和百姓的支持,而且佛舍利塔建成后的奇異景象更使得當地人民歡喜。

          四、能海法師愛國愛教思想的當代價值

          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藏傳佛教在中國化發展的進程中也會遇到全新的機遇和挑戰。能海法師“承文殊教,振錫清涼,顯密雙弘,遙遵法王”[1]48的優秀愛國愛教思想與實踐對中國宗教繼續沿著中國化方向健康發展具有重要啟迪和深遠意義。

          (一)堅持中國化方向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2015年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8]。2016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重申我國宗教工作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可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全新的時代定位和發展戰略,任何宗教要想在中國繼續健康發展,必須堅持中國化的發展方向,必須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指導思想和建設目標相適應。從解放前太虛大師發起的“人間佛教”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后以趙樸初為主的中國佛教協會引導佛教徒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佛教包括藏傳佛教一直以來都是秉承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在不斷中國化發展的。能海法師引導藏傳佛教在山西五臺山等道場的中國化健康發展所形成的“擁護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團結廣大教友,堅持愛國愛教”[1]96,“契理契機譯傳圣典,依戒依法建樹法幢”[1]75等思想,不僅能夠繼續振興藏傳佛教及其他宗教在新時代發展,引導佛教弟子熱愛中國共產黨,而且可以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豐富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增加宗教在新時代統一戰線發展中的作用,對于當代佛教及其他宗教的中國化發展都具有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指導意義。

          (二)堅持“人民為第一”的發展理念與現代化國家建設相契合

          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價值旨歸,為此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宗教在新時代中國化方向發展中,也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對人的基本尊重出發,加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能海法師的愛國愛教思想具有“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其發心出家的目的就是為了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和平與幸福,因此他無論弘法還是譯經,都將人民放在第一位,照顧到聽法民眾的不同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深入淺出地講經說法;考慮到漢藏民族之間的語言障礙和各族人民的精神追求,堅持將漢、藏文佛經對譯,以方便不同語種的人民閱讀。法師在漢地弘傳藏傳佛教,關心自己弟子的生活起居,從不以大欺小,而是以悲憫情懷待之;堅持文殊大愿、“人民第一”的理念,從不與農民爭搶土地,不多花國家和人民的一分錢,尤其是“文革”時期,法師遭到種種誹謗、虐待時,始終逆來順受、不怨不憂、泰然處之。可見,能海法師“人民第一”的思想與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十分契合,對于新時代五臺山藏傳佛教建設及全國宗教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堅持理論結合實踐的教育模式與新時代社會主義高素質僧才的培養相適應

          新時代佛教的中國化發展需要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素質的弘法傳教僧才,而僧才的培養要依托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堅持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能海法師在漢地堅持幾十年的僧才教育實踐模式具有理論闡釋和依戒修行的特點,為佛教界正法久住、紹隆佛種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僧才[9]。其依戒學修、注重教義闡釋的教育模式非常符合新時代“立德樹人”的教育理念,能夠弘揚佛教義理中的般若思想、人間佛教思想、愛國愛教思想等符合社會發展的思想或文化;其嚴格的僧團制度和傳戒制度對于現代化佛學院管理具有啟迪作用,能夠引導全國佛學院或宗教培育機構科學有效地培養合格的僧才;其重視基礎教育和社會主義政治教育的特點,不僅能夠拓展僧才的知識面、完善其知識結構,而且能夠為佛教傳承法脈、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四)漢藏融合的弘法實踐與堅持“一帶一路”倡議下佛教文化的國際化發展相適應

          “一帶一路”倡議包含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經濟融合發展和國際文化交流[10]。中國佛教的文化交流與國際表達,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文化的國際認同。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理應積極完善自身文化,在認真講好“中國故事”的文化復興中,向國際推出具有佛教中國化的特色名片。中國佛教在中國文化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融合下具有了自身和平共處、愛國愛教的特點,能海法師更是將藏地佛教與漢地佛教的融合向前推進了一步,使得中國佛教文化更加完善,更具國際化表達。能海法師的大般若宗以戒為首統攝戒定慧三學,大小乘兼學突出根本乘思想,更有利于促進中國佛教在“一帶一路”倡議所到國家進行佛教文化交流,更有利于推動中國佛教文化在國際上的傳播。

          (五)愛國愛教思想與新時代統戰工作相適應

          作為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巨大成就的法寶之一,統一戰線在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中因客觀條件的不同而表現出新的需求。習近平強調,做好新形勢下統戰工作,必須掌握規律、堅持原則、講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實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堅持和鞏固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8]。可見,新時代統戰工作的根本點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能海法師作為一名愛國愛教的高僧,作為政協委員,多次參加政協會議參政議政,他通過在近慈寺、吉祥律院等道場弘法利生,促進了藏傳佛教不斷中國化發展的進程,以及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為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能海法師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促進邊疆穩定的思想與實踐對于鞏固和發展新時代統一戰線、做好愛國人士聯誼、壯大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力量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六)重視生態平衡實踐與社會主義社會和諧發展相適應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11]。中國佛教歷來重視維護生態平衡,從“農禪并作”的佛教中國化特征便體現出其對生態平衡的重視,而植樹造林更是佛教依據自身的優勢為國家做出的貢獻。“綠水藍天凈土”,這是新時代對生態環境的要求。能海法師一生弘法利生,強調人間凈土,凈化人們的心靈,在道場周圍廣泛植樹,綠化環境,實踐著他的理想。當他聽說要開發五臺與峨嵋時的堅決反對態度,更說明了法師對生態環境的愛護和對祖國的熱愛之情。因此,植樹造林、綠化環境不僅是能海法師及佛教界的凈土思想,更是整個中國人民的生態理念,無論是現今倡導的垃圾分類活動,還是一直強調的佛教“去商業化”建設,都是要還自然一個平衡的生態,還僧人一個純凈的環境,還人民一個和諧的生活。

          綜上所述,能海法師愛國愛教的思想凝聚著其一生在漢地弘揚藏傳佛教的思想結晶。其愛國的熱忱、廣闊的胸襟、悲憫的情懷、求法的精神、勤謹的教育,不僅樹立了佛教后學的人格典范,振興了五臺山的藏傳佛教,培養了佛教界的領軍僧才,促進了藏傳佛教的中國化發展,而且鞏固了漢藏民族間的團結和邊疆穩定,開展了國際宗教文化交流,豐富了統一戰線的成功經驗。這些在新時代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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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鄭堆,李德成.藏傳佛教文化與“一帶一路”倡議[J].中國藏學,2019(1):118-124.
          [1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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